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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玉莲(1986-),女,湖南宁乡人,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区域发展、土地经济与贫困问题。E-mail:xiayulian@hunau.edu.cn

中图分类号:F3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2)03-0025-12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2.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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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contents

    摘要

    通过对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贫实践的深入观察,剖析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机理,并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探究了不同类型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及路径条件。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有效融合了贫困治理的“外源性”和“内源性”需求,其中,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体和合作经营主体能够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但收入减贫效应并不强。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depth obser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new-type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 It also explores its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poverty reduction under different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s and condi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e poverty governance mechanism embedded by new-type agricultural operating entities effectively integrates the “exogenous” and “endogenous” demands of poverty governance.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enterprise operators is the most obvious, while the family operators and cooperative operators have a strong capacity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but the incom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 一、 引言

  • 贫困治理是一个永恒性的课题。建国70多年来,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保障型扶贫、精准扶贫等阶段,消除了绝对贫困。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贫困更具复杂性、多维性、主观性与风险性特征[1],同时相对贫困也具有人口基数大和发展性的特点[2-3],因此,根据传统贫困治理理论设计的众多由政府主导的方案与策略诸如政策框架、公共支出、银行信贷工具等[4],并不能有效打破贫困困局,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期性和多元性。这意味着,相对贫困治理的内核在于培养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的持续发展能力,关注点也应从外源转移到内源上,此时反贫困主体必然从以政府为主过渡到以市场主体为核心。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靠政府的“救济式” 分红帮扶,将重构政府行为与农村扶贫两者之间的关系。目前,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研究相对较少,部分研究者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扶贫的必要性,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5],实现传统粗放农业向集约化、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出路所在[6],并借助辐射带动能力改善农户收入水平[7-8]。后续的研究则重点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原因。研究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内源于乡村社会,与土地和农户关联紧密,具有亲贫属性[9],有利于农民收入提高[10]。尽管文献已经确认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理论价值,但已有的评估多侧重于收入层面,如何基于环境异质性引导和提升各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果仍未得到解答。

  • 综上所述,本文将融合“内源性”与“外源性”的理念,基于各类经营主体参与贫困治理的实践,剖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不同扶贫阶段的减贫逻辑,并探讨各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及其驱动因素,揭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相对贫困治理机制。

  • 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逻辑

  • 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指出,“内生的”发展是一个国家合理开发其内部资源的发展。由此形成的内源性发展理论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研究中[11-12]。从渊源上讲,“内源”“外源”来自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外生增长理论与内生增长理论,投资、技术进步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外源因素或外生因素”,知识、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市场等则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内源因素或内生因素”。内源性发展扎根于本土与贫困本身,通过吸收、消化“外源性”资源的有利成份,实现地区经济增长以及贫困群体自我能力的迅速增长[13-14],而作为农业其本身就有一种内源性的发展能力[15]

  • 就中国乡村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于农业农村社会这一特定的环境中,其经营活动不仅关系自身的经济利益,也将影响众多与农业相关的群体甚至区域的发展,其中贫困群体就是直接相关群体。“企业公民”论中提出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对利益相关群体负责、对环境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比如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困难社会群体等[1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应该遵循与回应这些需求,并且作为扶贫政策“外源性”承接主体以及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力军,其嵌入的贫困治理模式将是贫困减缓中“外源性”与“内源性”两种扶贫需求有机结合的一次积极探索,是一种外力助推下的内源式可行路径。

  • (一)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路径

  • 从中国扶贫的发展历程以及治理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是夹杂在“产业扶贫”政策中的,即“充分发挥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培植壮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扶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互助资金组织,带动和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生产”[17]。将贫困人口纳入到产业循环中,借助雇佣、参与经营等方式帮助其摆脱贫困是中国产业扶贫政策设计的初衷。绝对贫困治理阶段,产业扶贫具有典型的“中国”属性,是政府与各级扶贫主体基于补助、专项信贷等财政与金融工具,借助于行政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从而达到行政诉求与政治目标的结果[18]。产业扶贫框架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一种利益驱使下的“被动”扶贫主体。但农业并非具有“完全自利”属性[19],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本身就属于重要的农业发展资源,同时还具有输入承接、转换其他资源的多重功能,能够满足农业正外部性延展与扩散的现实要求,如图1所示。

  • 图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发展路径

  • 绝对贫困治理阶段:资源输入与承接→促进收入提高。在消除绝对贫困阶段,扶贫政策支持下的贫困户因为政府提供的物质、资金帮助实现增收、突破贫困线,这是政府高补贴、高支出的“输血式”扶贫。在图1中的“A”点,由于有政府的扶持,贫困户的增收实现路径相当顺利,这不断激励着他们发展种植、养殖,并不断提高种养技能以获得更多的收入,直到冲破临界点“B”。这一个阶段,为了尽快消除绝对贫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结着国家产业扶贫政策与贫困群体,具有经营规模效应和带动效应,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解决农业隐性失业、收入低下等问题的重要主体[20-21]。其主要遵循两条思路,一是从交易成本降低、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利润返还以及农业专业化水平提高、促进农产品流通与稳定利益联结等方面带动农户增收;二是从与政府合作获得资源、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及经营模式创新和社会化服务提供等方面发挥减贫功效。

  • 脱贫过渡阶段:资源吸纳与转换→促进收入提高、能力提升。在脱贫过渡阶段,政策基本保持不变,政府继续实施各项支持措施以提升贫困户的经营能力,如农业技术培训与指导等,脱贫户也将按照脱贫前的政府规划进行生产实践,以具备与非贫困人口相竞争的能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贫困地区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有效撬动市场机制功能,激发贫困地区市场活力,有助于打破贫困地区贫困循环。例如,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产品质量提升、农民就业与创业、乡村治理、农村社会阶层结构重塑等层面发挥积极效应[22-23]。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的扶贫事业,和一般性政府投资项目或其他社会扶贫项目比较,具有明显的优势特征,其可以结合经济组织特性和行业特点,促进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产业成长和结构调整,形成贫困人口增收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更有利于农民持续增收、切实脱贫以及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 相对贫困治理阶段:资源整合与内生发展→有效缓解收入与能力贫困,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在图1中的“C”点以后,“输血式”的政府扶植力量减弱。对于很多贫困村而言,当扶贫项目退出后,村庄本身不存在内生发展动力,经营环境差,返贫可能性极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扶贫,一方面给贫困地区充实资金、技术,使贫困人口有更多机会接受现代市场理念的熏陶和先进管理知识,提升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和市场参与能力;另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扶贫开发模式也会促进贫困地区发展观念的转变[24],从而有助于贫困地区打破传统观念束缚和封闭状态,避免“贫困文化陷阱”。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有效化解“福利病”,促进“被动减贫”向“主动减贫”的视域转换,提高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 (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多元逻辑

  • 图2显示的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内源性”与“外源性”融合的内在机理。表象上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人口是一种外援干预与内源发展相互适应和整合的动态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践着自己的组织理念,带动、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收入的同时,促进贫困群体的自我组织与发展能力,使其能够脱贫。贫困群体则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交往过程中,通过模仿、学习与吸收,最终实现内源式的发展。这一互动过程将提升贫困群体的发展技能,改变他们的发展思维与生产生活方式。因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是具有“嵌入”性质的[25],而且是主动性、策略性、动态的和反思性的嵌入。

  • 图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减贫模型

  • 事实上,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的身份嵌入在当地,或在本地成长,或就是当地的农民,他们通过协商反思建构更加灵活的贫困参与网络。例如,他们不仅在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与专业化程度的同时,考虑贫困群体在生产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以及发展诉求上的异质性特征,也在承认贫困群体多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主动、积极嵌入到当地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生态结构及文化结构之中[26]40,还会基于当前的处境重新阐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因而当地的市场环境条件、政策条件与社会文化条件将是影响其减贫成败的外部驱动条件。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农村贫困治理主体中的一员,要想在贫困治理之中获得更大的政策红利,就必须针对当前的贫困特征进行适应性的改变与策略选择,以更好的承接方式促进外部资源的内在化。因此,其自身的相关特性、所处的行业类别以及扶贫方式都是关系外部资源能否被有效利用与转换的关键。具体如图3所示。

  • 图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逻辑框架

  • 总体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一个确定性问题。但当地市场环境条件、政策条件、社会文化条件如何共同影响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效果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对此,本文试图引入QCA方法,探讨各类主体的减贫效应差异以及不同因素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揭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作用机制。

  • 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效应的测度与结果

  • QCA通过布尔逻辑和代数式实现对案例的充分比较和分析,进而探索多种因素互动的联合效应[27]13。该方法有利于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类型化匹配、多减贫路径异质性驱动因素的交互及复杂的匹配关系。因此,本文使用QCA方法来检验环境条件、政策条件、文化条件以及主体类别、行业差异、扶贫方式等6个层面因素之间的组态关系,以及前因条件在不同水平或程度上对其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索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效应和路径差异。由于不同QCA方法适用范围不同,本研究运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Multi-value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mvQCA)进行测算

  • (一) 数据来源与校准

  • 本文数据源自课题组从2018年至2020年走访与深入考察的103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中,家庭农场37家,专业大户14家,合作社26家,农业企业26家。在mvQCA方法中,本文研究的相关条件和结果(减贫类型)都分别以集合表示。根据现有研究文献和经验知识,并基于各条件与结果的数据类型,使用直接校准法将数据集转换为有序集,表1总结了各种条件和结果的校准信息。

  • 1. 条件变量

  • 条件变量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异质性变量,一类是驱动因子。在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类议题讨论以及公共治理的研究中,“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已得到广泛应用[28],它强调3类主题和谐并存与互补的治理格局。这在理论上回应了贫困的多维属性特征以及贫困的复杂事实。当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还和其自身的经营状况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考虑经营主体异质性条件,本文将原有的三元框架整合成“资源(主体条件)—政府—市场—社会”的四元框架,据此设置异质性变量和驱动因素。

  • 首先,异质性变量。经营主体的异质性主要包括经营主体的类型、所处行业以及扶贫方式。本文根据各主体经营管理的特征,将其分为家庭经营主体、合作经营主体和企业经营主体3类。在赋值中,将主体类型标定为类别变量,依次赋值为“0~2”的自然数值,在问卷中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说明,由采访者根据受访者的回答进行选择,并进行后续的定类赋值。产业类型是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范畴。本文将经营主体的经营范畴分为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综合类(包括加工业)。在赋值中,将所属行业标定为类别变量,依次对应赋值为“0~2”的自然数值。扶贫方式是指分别以什么方式带动和帮扶贫困户。本文将扶贫方式分为直接帮扶、机会提供和技能培训3种形式。在赋值中,将扶贫方式标定为类别变量,依次对应赋值为“0~2”的自然数值。依据实际操作中各类经营主体与贫困户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联结方式,将“资金支持与分红”“提供设备与材料” 两类归为“直接帮扶”,将“就业拉动”“签约订单”两类归为“机会提供”,将“技术指导”“管理培训”两类归为“技能培训”。

  • 其次,驱动因素。第一,政策因子。本文首先通过“是否得到政府扶持”的二分选项来筛选样本,然后参考有关政策环境变迁的考查维度[29],从资金支持、政策支持与调控、政策执行力3个方面设置题项,每个题项均采用5级里克特量表衡量,结果取得分总值的平均数。若总值平均得分大于2.5,表示整体政策环境良好,赋值为1;小于等于2.5,则表示政策环境不佳,赋值为0。第二,市场因子。本文参考了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30],基于主体主观感知,考虑融资、资源获取、市场风险等因素,从经营主体减贫面临的金融服务情况、技术服务情况与风险感知度3个方面来设置题项。第三,社会因子。参照社会文化环境的测度指标[31],结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重关系维护和文化价值的社会动力[26]45,设置了减贫参与对于经营主体自身社会声誉、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界的宣传推广情况等3个题项。

  • 2. 结果变量

  • 本文将减贫效应分为收入减贫效应和能力减贫效应。收入减贫效应采用“是否帮助贫困户增加了收入”以及“具体的帮助户数”来衡量,以后者来再次验证具体的收入减贫效应,将选择“有” 帮助贫困户增收以及帮扶户数达5户及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赋值为“1”,两者缺一者赋值为 “0”。能力减贫效应采用“对贫困户劳动技能、时间管理、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来衡量,“非常有影响”“有影响”赋值为1,表示强能力减贫效应,“还可以”“影响不大”“没影响”赋值为0,表示弱能力减贫效应。

  • 表1 条件与结果的校准

  • 注:“~”表示逻辑运算的“非”。

  • (二) 研究结果

  • 1. 单项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分析

  • 首先对各前因条件的必要性和充分性进行了检验。如表2所示,各前因条件的充分性和必要性检验表明单个前因条件的解释能力较弱。从充分性看,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小于1,即对结果变量(收入减贫效应与能力减贫效应)的实现都不构成充分条件。从必要性看,各前因条件影响结果的必要性均未超过0.9的必要条件认定标准,即所有前因条件不构成亦不近似于必要条件[32][27]44

  • 表2 各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和充分性检验

  • 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收入减贫效应

  • 组态分析中对多个条件的不同组合所引致结果的充分性分析,体现了集合理论的基本理念,即考察以多个条件构成的组态集合与结果集合之间的关系。根据已有研究成果[33]123[34],再考虑本文案例在真值表中的分布概况,将一致性阀值和频数阀值分别确定为0.8和2。此时,样本案例中结果为0和1的真值表都覆盖且大致平衡,观察案例超过75%,且避免了可能存在的同时子集关系以及无效组态。表3为异质性条件与驱动条件组成的路径对收入减贫效应的组态分析结果。

  • 强/弱收入减贫效应构型分析验证了贫困治理的多路径特征,发现了有多条导致相同结果的等效路径。在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行为中,其收入减贫效应表现为强效应的3条路径构型,解释了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一定的社会、市场与政策环境中发挥强收入减贫效应的内在机理。5条弱收入减贫效应路径构型则反映出各经营主体在弱收入减贫效应中自身异质性与驱动条件之间的内在匹配关系。

  • 3.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能力减贫效应

  • 从表4来看,能力减贫效应路径构型分析同样证明了多路径“殊途同归”的重要特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减贫表现为5条强效应的路径构型,揭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不同的帮扶方式根本性改变内源贫困的内在机理。3条弱效应路径构型呈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未能发挥能力帮扶时,各异质性条件与驱动因素之间的内在匹配关系。

  • 表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减贫的组态分析

  • 注:●表示条件存在,表示条件缺席,空格表示一种模糊状态(即该条件可存在亦可缺席);大圆为核心条件 (同时存在于简约解和中间解的条件),小圆为辅助条件(仅存在于中间解中的条件)。下同。

  • 表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减贫效应的组态分析

  • 根据上述分析,贫困是多维的、复杂的,是内嵌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复杂社会建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的减贫模式确实能够有效回应和解决诸如贫困脆弱性、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体的异质性、多重性以及不均衡性等问题,促进重构贫困治理理念与秩序。另外,本文采用调整一致性水平和改变测量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借助QCA结果稳健的两个标准④进行评判[33]285 ,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 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效应的差异及条件

  • 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有效识别了引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收入减贫的3条路径与能力减贫的5条路径,反映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治理效应的多重并发。根据8条路径包含的核心条件和背后的逻辑机理,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内源性减贫路径与外源性减贫路径(见表5)。内源性减贫路径以企业经营主体为主,主要依赖技术培训与指导、机会提供条件产生积极的减贫效应;外源性减贫路径则以合作经营主体为主,主要通过直接帮扶诸如入股、资金支持等方式改善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

  • (一) 内源性减贫路径

  • 内源性减贫路径主要通过激发贫困群体自身的能力来促进脱贫,一般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与持续性,能应对市场波动。在获取强收入/能力减贫效应的典型构型中,都存在企业经营主体类型,且具体的路径雷同。这说明在三大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企业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强,典型构型2a、2b、2c与4c、4d、4e揭示了企业经营主体减贫的内在机理。对于这6条路径而言,社会因子都是核心条件,反映出社会因子是关键驱动因素。政策因子和市场因子是否是核心条件则取决于具体的行业类别和扶贫方式。在典型构型2a与4c当中,社会因子、政策因子和市场因子作为核心条件同时存在,对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为“农业企业 +种植业 +机会提供”。作为种植型企业经营主体,通过提供机会方式发挥的强减贫效应,需要三类驱动因子的同时作用。而在典型构型2b与4d中,政策因子和市场因子均作为非核心条件缺失,2c与4e中政策因子和市场因子则作为辅助条件存在,4条路径对应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均为“农业企业 +综合型 +技术培训与指导”。这说明对于综合型企业经营主体而言,只要社会因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政策因子和市场因子的辅助存在和边缘缺失都不会影响其通过技术培训与指导的方式发挥强收入/能力减贫效应。除此之外,根据2b、4d和2c、4e这两类典型路径,还可以发现,一方面,尽管没有各类环境的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会促使其主动减贫,并且企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技术以及经营管理上的溢出效应以及对周边贫困户的辐射带动能力明显;另一方面,对贫困户能力提升实践而言,考虑到培训成本,第三方介入的贫困群体能力提升计划不仅需要考虑社会环境以及市场环境的潜在影响,更需要政策层面的支持,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经营主体开展直接“智力输送”式的技术培训与指导,进而促进减贫。

  • 因此,不同行业的企业经营主体会有环境需求上的差异。对于综合型企业经营主体,若要以技术培训与指导的形式来促进减贫,社会因子的影响是极大的;对于种植类企业经营主体而言,通过提供机会的方式促进减贫需要各类驱动因子共同发力。

  • 在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的典型构型4a中,社会因子、政策因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市场因子则作为辅助条件存在,对应的经营主体类型为“家庭经营主体 +综合型 +机会提供”,说明对于家庭经营主体而言,社会因子和政策因子是其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的关键因素。在导致弱能力减贫效应的3b当中,社会因子和政策因子都是作为辅助条件存在的,市场因子则是作为核心条件存在。两条路径的差异进一步反映了社会因子和政策因子在家庭经营主体获得强能力减贫效应中的重要作用。再比较1a、1b、1c、1d4条弱收入减贫效应的路径构型,发现社会因子和政策因子都非核心条件。可见,社会因子与政策因子的双轮驱动才是家庭经营主体获取强减贫效应的不可或缺的驱动条件。

  • 总之,良好的社会环境、积极的政策支持与激励同时存在才有利于家庭经营主体获取强减贫效应,尤其是强能力减贫效应。

  • (二) 外源性减贫路径

  • 理论上,外源性减贫路径具有效果直接与显著的双重特征,但减贫的可持续性以及对于贫困户生计能力改变的有效性是不确定的。从本文的典型构型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外源性减贫效应并不强,只有典型构型4b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对应的经营主体类型为“合作经营主体 +种植型 +直接帮扶”,政策因子、市场因子是核心条件,社会因子则作为辅助条件存在。对于合作经营主体而言,政策因子与市场因子的联合作用更强,有助于其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综合考虑合作经营主体的基本特征,其宗旨之一就是服务社员,因而本质上合作经营主体与贫困户之间存在联结机制与带动效应,有利于对贫困户的直接帮扶。由于内在特性替代了社会因子的重要功能,政策因子与市场因子的关键性作用得到强化。对比弱能力减贫效应的典型构型3a与弱收入减贫效应的典型构型1e发现,对于综合型合作经营主体而言,作为核心条件的政策因子缺失,市场因子则是辅助条件存在和核心条件缺失,这进一步说明了政策因子对合作经营主体减贫的关键驱动作用。考虑到合作经营主体的本质属性,通过直接帮扶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环境驱动。

  • 除此之外,在导致弱收入减贫效应的典型构型1b中,对应的经营主体类型为“家庭经营主体/ 企业类经营主体 +种植型 +直接帮扶”,作为核心条件的政策因子同样是缺失的,社会因子和市场因子则分别作为核心条件和辅助条件缺失。而1d路径中政策因子是核心条件,社会因子和市场因子是辅助条件,对应的经营主体类型为“家庭经营主体 +综合型 +直接帮扶”。这两条路径构型充分说明,对于家庭经营主体而言,即使其拥有较强的地位优势以及良好的环境因子,目前仍只能获取弱的收入减贫效应。再对比弱能力减贫效应的路径构型3c,对应的经营主体类型为“企业经营主体 +种植类 +直接帮扶”,企业经营主体面临3类驱动因子的辅助缺失,进而导致弱能力减贫效应。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责任感,没有有效的政策引导与激励,企业经营主体缺乏直接帮扶减贫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 因此,对于家庭经营主体和企业经营主体而言,直接帮扶的外源性减贫路径设计不能获取较好的减贫效果。政策因子缺失是家庭经营主体外源性收入减贫失效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若没有政策激励以及政府监督条件,企业经营主体可能缺乏直接帮扶减贫的动力。

  • 表5 内源性治理路径与外源性治理路径的比较分析

  • 注:组态视图中,虚线表示条件缺失,实线表示条件存在;各驱动因素中,加粗字体表示核心条件,非加粗字体表示辅助条件。

  • (三) 交叉效应分析

  • 通过收入减贫效应和能力减贫效应的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全部路径构型结果揭示了经营主体特性、驱动条件及其减贫成效之间的差异性匹配关系。整体对比分析反映出强/弱减贫效应的组成规律。除此之外,组态分析的另一优势在于识别条件之间的互动关系或替代关系。就本文典型路径构型来看,强/弱减贫效应的获得取决于经营主体的类型异质性与驱动性条件因子之间的匹配情况。对于企业经营主体而言,其一,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收入减贫效应与能力减贫效应之间存在交叉重合,社会因子在强减贫效应中多表现为存在,而在弱减贫效应中多表现为缺乏,表明良好社会文化氛围以及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意识对减贫效应具有关键驱动作用。其二,政策因子和市场因子对于种植型企业经营主体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对于综合型企业经营主体的关键性意义不明显,需要结合扶贫方式以及具体的行业类型综合考察,这符合定性比较分析组态视角、路径组合构型分析的特征,并且与现实案例观察一致。

  • 对于家庭经营主体而言,政策因子作为核心条件存在是其发挥强减贫效应的关键,如若缺乏相关政策的支持,减贫效果将不理想。家庭经营主体多从事种植经营,市场竞争能力不强,多不具备现代化的经营与管理能力,其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能力有限。同时,相对于市场因子,社会因子的减贫驱动效应更显著,这反映了社会减贫氛围的重要意义,家庭农场与种养大户的经营理念正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更加关注社会责任与自身意义。

  • 对于合作经营主体而言,由于农民合作社植根于当地熟人社会,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有助于解决“扶持谁”的问题,也有利于开展各类技术培训与指导,因此,合作社由于其天然的益贫性被认为是促进农民脱贫的理想载体。但是从经验分析来看,核心条件政策因子的缺失仍然是合作经营主体收入减贫效应弱的关键因素,因而减贫导向型的政策设计就尤为重要。同时,市场因子也是影响合作经营主体减贫效应的重要因素,凸显了合作经营主体的风险高敏感性。

  • 五、 结论与启示

  • 在过去40多年的减贫历程中,我国探索了多种贫困治理模式,不论是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就业扶贫还是人才扶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参与主体都起着重要的承接作用。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扶贫的经验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贫困治理多元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效引导和发挥市场要素在贫困治理中的作用,也助推了贫困地区与贫困群体依赖自身要素禀赋来实现内源性发展,这对于我国后续的相对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贫实践,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的机理,以及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在扶贫方式选择、扶贫条件差异情形下,减贫效果的强弱情况。

  • 理论分析表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是贫困减缓中“外源性”与“内源性”两种扶贫需求有机结合的一次积极实践,通过对资源的有效输入、承接与转换,促进相对贫困群体与贫困地区的内源资源与外源支持融合,有利于提高扶贫的有效性以及地区发展活力。经营主体减贫存在异质性差异,环境因子之间存在耦合机理,不同因素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就本文研究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具有收入减贫效应,而且具有能力减贫效应。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市场条件以及积极的政策支持与激励下,企业类经营主体的减贫效应最为明显,家庭经营主体和合作经营主体获取强能力减贫效应,但收入减贫效应并不强。

  • 上述结论对于新时期我国相对贫困治理政策的优化设计具有良好的启示。基于本文研究归纳的减贫效应路径,结合行业类型、扶贫方式差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减贫各具特点,也体现了多条路径的殊途同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当根据自身的实际条件和所处的环境相机决策。政府也应当继续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行为特别是以内源性减贫为目的的行为提供良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支持。企业类经营主体在技术培训与指导上具有强收入/能力减贫效应,而家庭农场经营对于贫困群体而言可能是一种低门槛的市场机会。为更好地提升减贫效果,政府应更加重视“主动”扶贫政策的运用,在机制设计中尤其强调扶贫政策的激励作用。这对于其他政策设计也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 此外,本文强调“内源性”与“外源性”两种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很好地支持了当前中央有关脱贫过渡阶段以及相对贫困治理的总体思路。一方面,中央强调外部帮扶是脱贫的推动力量,内生发展才是稳定脱贫、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保障,产业帮扶还要继续。因此,促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在于提高脱贫地区和脱贫农户的内生发展能力,这可以更好地发挥 “内源性”治理机制的扶贫效果。另一方面,脱贫摘帽后,中央设立了5年过渡期,不仅主要帮扶政策保持总体稳定,而且政策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乡村振兴转变,更具普惠和竞争性,并同步实施帮扶政策逐项分类优化调整。这要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继续发挥外源性资源承接与转换的重要功能,不仅通过市场经营活动巩固贫困群体的脱贫基础,也通过市场机制配置扶贫资源助力贫困地区发展,确保扶贫项目与产业振兴有效衔接,满足贫困人群的参与性需求,提高贫困治理效益。

  • ① 此处的技术进步是指经济理论不能预见的技术进步,技术外生于物质生产过程。

  • ①本文后续数据分析利用的是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研发的专业多值集分析软件。

  • ②样本来自于中西部4省(湖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中省级重点扶贫特困县的206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二次分层抽样容量为总样本量的二分之一,中西部样本按照4∶6的标准进行。课题组成员基于筛选出的各类经营主体的调查问卷,再结合实际情况,参与了部分经营主体为期3个多月的实际经营,通过深度参与资料与调查问卷,进一步了解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减贫情况。

  • ① 后续市场因子和社会因子均采用此方法。

  • ① 同时子集关系是指某一真值表行(或组态)同时为弱减贫效应和强减贫效应的充分性组态。

  • ①参考Fiss的研究,中间解和简约解均可以判断各路径构型的核心条件(core conditions)和边缘条件(peripheral conditions),本文仅汇报中间解(只纳入符合理论方向预期的逻辑余项,复杂度适中)。

  • ②一致性水平从0.80提高至0.90。

  • ③测量方法为:将减贫户数10户及以上的赋值为“1”,10户以下的赋值为“0”;能力减贫效应的衡量采用5级里克特量表,“非常有用”“有用”“还可以”赋值为1,表示为强能力减贫效应,“不太有用”“没用”赋值为0,表示弱能力减贫效应。

  • ④不同组态的集合关系状态和不同组态的拟合参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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