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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竖元(1981—),男,湖南新化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E-mail:luoshuyuan1981@163.com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2)04-0057-10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2.04.006

参考文献 1
刘玉侠,张剑宇.回流农民工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浙皖赣黔四省的调研[J].江淮论坛,2021(5):41-50.
参考文献 2
贺雪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风险[J].求索,2020(2):4-10.
参考文献 3
WANG X,MAANI S A.Ethnic capital and self-employment:a spatially autoregressive Network approach[J].Iza Journal of Migration,2014(1):1-24.
参考文献 4
ROMERO I,YU Z.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self-employment:a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5(3):877-899.
参考文献 5
C.TILLY.Transplanted Networks[M].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8-45.
参考文献 6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2(3):151-162.
参考文献 7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50-56.
参考文献 8
甘宇,胡小平.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70-82.
参考文献 9
黄晓勇,刘伟,李忠云,等.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6-72.
参考文献 10
湛礼珠.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8-129.
参考文献 11
边燕杰.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6):71-88.
参考文献 12
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3):83-94.
参考文献 13
WARREN L.A systemic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an exploration using storytelling[J].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2004(1):3-16.
参考文献 14
陈聪,庄晋财,程李梅.网络能力对农民工创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7):17-24.
参考文献 15
任胜钢,舒睿.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机会:网络位置和网络跨度的作用机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123-133.
参考文献 16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参考文献 17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1-18.
参考文献 18
MÖLLER K,SVAHN S.Role of knowledge in value creation in business net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5):985-1007.
参考文献 19
朱秀梅,陈探,蔡莉.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0(4):44-56.
参考文献 20
KAN K.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7(3):436-457.
参考文献 21
武岩,胡必亮.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民工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科学,2014(6):50-61.
参考文献 22
张顺,程诚.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J].社会学研究,2012(1):130-151.
参考文献 23
程诚,边燕杰.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J].社会,2014(4):67-90.
参考文献 24
HITE J M,HESTERLY W S.The evolution of firm networks:from emergence to early growth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3):275-286.
目录contents

    摘要

    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社会网络“趋同性选择”的制约以及返乡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与“失灵”,返乡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主要依赖于先赋性社会网络,但随着其返乡创业由生存性阶段向成长性阶段的转变,先赋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随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逐渐,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显现并呈增强的趋势。同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成长性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实践中应充分调动其社会网络的经营与开发能力,在维护业已建立的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构建与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从而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Empirical analysis finds that,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social network’s “Convergence selection” and the “breakage” and “ineffectiveness” of acquired social network after returning home, rural migrant workers mainly rely on the ascription social network in the entrepreneurial survival stage, however, when transferred to the growth stage, the role of the ascription social network gradually weakened while marketization increased. And the role of acquired social network gradually appears and tends to be enhanced. It is also found that the social network capability of returning migrant workers to start a business has a significant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survival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the ascription social network and the growth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of the acquired social network. Therefore, rural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will fully mobilize their social network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in their entrepreneurial practice, and continue to build and expand self-induced social networks while maintaining the established social network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reby enhancing the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so as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the rural areas.

  • 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

  •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农村逐渐形成了以农民工返乡创业为表征的农村发展“新人口红利”。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国家战略以来,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基于两者构成要素互补性、动力机制契合性、发展过程互动性和推进路径协同性形成的耦合机制为其返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发展空间,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回流乡村的内生性精英,基于乡土认同深嵌于村庄共同体,能够有效促进乡村再生产场域的主体重构,培育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力量。返乡创业农民工基于乡村社会嵌入形成的社会支持与自我情感合成的驱动力量,依托于自身外出务工经验和资源积累奠定的主体基础,使其助推乡村振兴具有充分可能性和现实合理性[1]。在实践中形成与“政策下乡”“资本下乡”等外源嵌入性模式不同的“内生性”乡村振兴实践模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行业选择倾向具有推动农村产业链发展和丰富农村业态的特征,从而在很大程度能有效解决目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面临的人才匮乏、资金短缺和产业空心化等现实困境,并且逐渐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 随着农民工“二次分化”的加剧,返回当地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市民化已成为越来越多农民工的现实选择。特别是近年来在乡村振兴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地区大量创业机会与优惠扶持政策的外在推力以及个体家庭责任、个人职业发展与生存安全需要内在驱动的双重作用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走向返乡创业之路,已成为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收入不足以支撑其家庭体面地融入城市时,往往会选择返乡创业并发挥务工期间积累的经验、技术和资金的比较优势来获取基于风险的高额利益回报[2],平衡事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因此,目前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既可以避免重新退回到经济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之中,同时又可以充分发挥外出务工这一返乡创业“孵化器”的作用,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灵活性与生活满意度,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成为其留在大城市与返回传统农业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 已有研究发现,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地点会选择在户籍所在地的县域范围内,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外出务工期间就业的经济场域与人情交往的社会场域大多是处于分离而非重叠状态,虽然在空间上暂时离开了农村地区,但并没有与农村社会完全“脱嵌”,而是通过人情来往深深地嵌入农村地区,正是在这一持续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网络成为其返乡创业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网络成为学术界探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常用视角之一。国外学者探讨移民和农民创业时,主要围绕创业者社会网络的研究两大议题———“网络创立假设”和“网络成功假设”展开。其中“网络创立假设”认为移民建立与拓展的社会网络有助其成为自主创业者,创业者的社会网络是联系创业者、创业机会以及创业资源的重要中介桥梁。在后来的实证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基本假设[3-4]。而“网络成功假设”则认为创业者通过社会网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创业所需的稀缺资源,进而取得更高的创业绩效并获得创业的成功[5]

  • 在国内,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及其决策的影响。如有学者认为返乡农民工大多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来摄取创业资源,并提高其返乡创业的可能性[6]。因此,现阶段农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提升对其返乡创业具有重要的直接或间接推动效应,拥有更强社会网络的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创业[7],以增强其生计策略转换的概率[8];二是探讨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通过利用社会网络的信息、互惠与文化认同机制及其组织性和社会联系两个支持要素,分享非公开信息、获取资源、保障权利和降低交易费用等对其返乡创业发挥着重要作用[9],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返乡创业绩效。也有研究进一步发现人际信任和新型的连接性社会网络持续再生产,有利于降低了正式制度执行成本[10]

  • 从已有探讨社会网络与返乡创业关系的相关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从而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学术空间。一方面是已有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从静态的视角分析社会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广泛性等内部结构对创业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从社会网络开发和经营能力的动态视角对两者关系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将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看成是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没有充分考虑农民工返乡创业因其所处的阶段不同而导致其绩效呈现出的差异性特征,而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可能因其处于不同的创业阶段而发挥不同的作用。因此,本研究试图结合社会网络的静态视角和社会网络能力的动态视角,分别考察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生存性创业绩效和成长性创业绩效的影响,为全面理解社会网络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迪与现实参考。

  • 二、 研究假设、变量界定与数据来源

  • (一) 研究假设

  • 1. 社会网络资源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促进作用

  • 社会网络是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摄取各种形式的创业资源,获得政府支持的重要途径之一。因为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农民工个体是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的,关系嵌入性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来说,社会网络对创业影响非常重要,被视为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重要来源。通过社会网络可以获取创业资金、创业信息、政策支持以及联络产品销路等关键性创业资源。如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在创业过程中所需的商业情报、创业资金、首份订单等重要资源都来自创业者的社会网络[11],也有研究发现拥有更多社会网络的农民,往往拥有更广泛的民间借贷渠道,从而更有可能成为自雇者,创办自营工商企业并取得成功[12]。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一: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社会网络促进假设。

  • H1a: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H1b:自致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2. 社会网络能力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 与此同时,已有研究也表明,创业绩效与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能力密切相关。社会网络能力及其动态管理决定着小型企业的生存能力[13]。对于返乡创业农民工来说,由于原来构建的社会网络规模较小、同质性较高,导致嵌入其中的资源含金量偏低。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后“空间的转移”造成其在城市业已建立的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和“失灵”,从而导致农民工通过社会网络获取创业资源的难度加大。因此,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其创业资源获取的重要作用逐渐凸显[14],通过“识别他们自身的关系网络价值,开发、维护和利用网络关系来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动态能力”成为决定其创业成功率的关键因素[15]。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基本假设二: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社会网络能力调节假设。

  • H2a:返乡农民工的网络开发能力对社会网络的创业绩效促进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

  • H2b:返乡农民工的网络经营能力对社会网络的创业绩效促进效应有显著调节作用。

  • (二) 变量界定与测量

  • 1. 自变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 本研究以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流动”为节点,基于社会网络转换的视角,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划分为进城务工前基于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为纽带构建的先赋性社会网络和进城务工后以业缘等为纽带拓展的自致性社会网络。在调查过程中以春节拜年交往为事件依托,采用“定位法”来测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并借鉴了边燕杰等学者在测量“春节拜年网”时使用的19种职业,分别调查被访者在“家乡”和“就业地”春节拜年的对象是否包括所列的19种职业[16]。在具体分析时分别从网络规模、网络顶端和网络差异等三个维度加以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这3个测量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先赋性社会网络”和“自致性社会网络”2个新因子。同时,为了便于在分析中更为直观地展示社会网络对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通过计算公式将其初始因子值转换成为1~100的指数。

  • 根据表1可知,农民工在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上的平均得分为45.76分,其标准差为15.636。均值检验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农民工和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先赋性社会网络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51.74分和42.06分,前者比后者高9.68分,且这种差异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而农民工在自致性社会网络因子上的平均得分为41.37分,其标准差为21.071。均值检验的结果显示,返乡创业农民工和非返乡创业农民工在自致性社会网络因子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45.01分和39.11分,前者比后者高5.9分,且这种差异也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表1)。

  • 表1 转换后的农民工社会网络因子得分之比较

  • 2. 因变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

  • 本研究参照已有创业绩效评价方法,用返乡创业农民工对其创业行为运营状况、纯收入等基础性成效及其未来发展前景的主观评价来测量返乡农民的创业质量。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包括“目前创业的投资规模”“目前创业的年纯利润”“创业后收入的稳定性”“创业产品销量持续增长率”“创业规模和层次的成长性”“所选创业行业的发展前景”等6指标在内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量表来测量其返乡创业绩效。量表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14,且各指标的CICT值均高于0.4,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接着对这6个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到“生存性创业绩效”和“成长性创业绩效”2个新因子,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62.562%。从表2来看,返乡农民工生存性创业绩效因子平均得分为56.98分,成长性创业绩效因子平均得分仅为43.43分,前者比后者高出13.55分,这意味着农民工返乡创业实践大多尚处于生存性阶段,亟须在此基础上实现向成长性阶段的转变。此外,均值检验结果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性创业绩效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2.64分,而成长性创业绩效则比第一代农民工高出12.97分,这表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代际差异。

  • 表2 转换后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因子得分之比较

  • 3. 调节变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

  • 网络能力是优化自身网络地位和妥善处理成员间网络关系的能力,主要包括网络愿景、关系组合、关系管理以及网络协调能力等四个维度[18]。国内学者在结合网络能力的“资质观”和“行为观”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将社会网络能力划分为网络导向、网络构建和网络管理三个维度[19]。本研究认为农民工社会网络能力是指农民工通过识别社会网络的价值与机会,主动开发与经营各层次的社会网络关系,构建与拓展新型社会网络以获取稀缺创业资源的动态能力。在借鉴了上述国内外学者构建的测量适合网络能力的量表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返乡创业农民工实际情况,构建了8项指标来测量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在研究过程中,运用正交旋转的主成分法对上述8项农民工社会网络能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社会网络开发能力”和“社会网络经营能力”2个新因子。2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2.860%。经检验得知,农民工社会网络能力量表的总体信度Cronbach’s alpha为0.816。因此在信度上,各个因子均比较高(表3)。

  • (三) 数据来源

  •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农民工返乡创业”课题组在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对农民工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为了尽可能弥补以往有关研究中农民工抽样调查因缺乏完整抽样框而带来的缺陷,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分别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和流出地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第一次是采用流出地抽样调查,先从湖南、安徽和贵州三省现有的市(州)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3个县(区),接着从每个样本县(区)中各随机抽取3个乡镇,再从每乡镇中各随机抽取50名返乡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这样共随机抽取到1350个返乡农民工样本。第二次抽样调查采取流入地抽样调查的方式在第一次抽样调查抽中的样本县(市、区)所在县城、中心集镇以及农民工创业园等返乡农民工创业地进行的,共抽取450个农民工样本。这样在流入地流出地进行的两次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800份,收回有效问卷1601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9%。其中,有效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612份,有效非返乡创业农民工样本989份。

  • 表3 返乡农民工社会网络能力的因子分析

  • 三、 “网络资源”还是“网络能力”: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为了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对返乡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本研究以先赋性社会网络、自致性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开发能力因子和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因子为自变量,以转换后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因子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将社会网络开发能力因子和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因子作为调节变量纳入回归模型来检验它是否会对农民工社会网络和创业绩效的因果关系产生影响。同时,本研究将返乡农民工的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以及其平方项、代际类型、务工时间及其平方项、婚姻状况等的人口学变量以及社会阶层认同和个人月收入自然对数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 (一) 农民工生存性返乡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就模型的解释力而言,从模型2与模型1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将“社会网络”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回归模型解释力从21.1%提高到33.6%;而从模型3与模型2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将“社会网络与社会网络能力的交互项”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回归模型解释力从33.6%提高到38.2%。先后加入这两个解释变量后,回归模型2和模型3的解释力分别提高了12.5%和4.6%。可见,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能力及其交互项是预测农民工生存性返乡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 从模型2来看,先赋性社会网络与农民工生存性创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3.508(P <0.001),这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民工先赋性社会网络每提高1个单位,其生存性创业绩效因子得分将提高3.508分,而网络经营能力因子对农民工的生存性创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4.916(P <0.001),这表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因子每提高1个单位,其生存性创业绩效因子得分将提高4.916分。但本研究发现返乡创业农民工拥有的自致性社会网络以及社会网络开发能力均对其现阶段取得的生存性返乡创业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在返乡农民工创业初期,往往是创业之前一直维持联系,有过必要“经营”的先赋性社会网络能为其提供资金与信息等方面的支持,而自致性社会网络可能因其返乡带来的场域转换导致支持作用非常有限。从模型3来看,先赋性网络与网络开发能力的交互项、先赋性社会网络与网络经营能力的交互项、自致性社会网络与网络经营能力交互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3.918(P <0.001)和2.711(P <0.01),这意味着农民工社会网络开发因子和社会网络经营因子每提高1个单位,会相应地促进农民工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提升效应分别增加3.918分和2.711分,表明社会网络开发能力与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均对农民工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提升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 表4 以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因子得分为因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 注:(1)*表示 p <0.1,**表示 p <0.05,***表示 p <0.01,****表示 p <0.001;(2)a参照类别为“女性”,b 参照类别为“第一代农民工”,c 参照类别为“未婚”,d参照类别为“无宗教信仰”。

  • (二) 农民工成长性返乡创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从农民工成长性创业绩效的回归模型解释力来看,模型5将“社会网络”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其回归模型解释力从模型4的17.4%提高到了39.3%;而将“社会网络与社会网络能力的交互项”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回归模型解释力从39.3%提高到模型6的42.6%。先后加入这两个解释变量后,回归模型5和模型6的解释力分别提高21.9%和3.3%。可见,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能力及其交互项是预测农民工成长性返乡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

  • 从模型5来看,先赋性社会网络与农民工成长性创业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244(P <0.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民工先赋性社会网络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成长性创业绩效因子上的得分将提高1.244分;而社会网络开发能力与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因子都与农民工的成长性创业绩效呈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1.559(P <0.05)和6.927(P <0.001),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社会网络开发能力与社会网络经营能力每提高1个单位,其在成长性创业绩效因子上的得分将分别提高1.159分和6.927分。从模型6来看,自致性社会网络与社会网络开发能力的交互项、自致性社会网络与社会网络经营能力交互项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2.919(P <0.01)和3.012(P <0.001)。这表明农民工社会网络开发能力和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均对农民工自致性社会网络的创业绩效提升效应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意味着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开发能力因子与社会网络经营能力因子每分别提高1个单位,会分别促进自致性社会网络的创业绩效提升效应增加2.919分和3.012分。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市场参与程度的不断提高,其先赋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降低,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作用逐渐增大。这是因为自致性社会网络的弱联系、低密度特征能够为创业者带来更多的异质性创业资源,特别是处于结构洞位置的创业者更能获取创业资源,并能极大地增加与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能有效克服制度缺陷以及认知障碍等封面的限制,这对于现阶段试图突破创业实践停留在“小作坊”式阶段以实现持续发展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尤为重要。

  • 根据上述统计分析所获得的结论,本研究假设H1a通过检验。假设H2a和H2b部分通过检验,部分没有通过检验。假设H1b则没有通过检验。

  •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 (一) 研究结论

  • 本研究基于抽样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在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其返乡创业绩效影响的同时,进一步分析网络能力对两者之间影响作用的调节效应,并总结为以下三点初步结论:

  • 1. 先赋性社会网络而非自致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创业绩效有显著促进作用

  • 由于社会网络“趋同性选择”的制约以及农民工返乡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断裂”,当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匮乏的制约时,农民工在创业生存性阶段往往更依赖以亲缘、地缘为纽结的先赋性社会网络,因为基于家庭、朋友之间的强关系能够为返乡创业者提供商业信息,并通过强连带社会网络识别并获得了有价值的创业机会。而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建立的自致性社会网络因返乡带来的地理空间位移会阻碍其流动而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社会网络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其在城市建立的自致性社会网络缺少必要的维护和持续的投资,其存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消解,其含金量也会不断贬值[20]。因此,在我国特有的文化环境下,尤其是对于自身创业基础较为薄弱,自致性社会网络有限的返乡创业农民工来说,先赋性社会网络在创业初期往往比自致性社会网络更能促进返乡创业绩效的提高。

  • 2. 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因其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性

  • 随着农民工创业由生存性创业绩效向成长性创业绩效的转变,先赋性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创业绩效的影响程度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而自致性社会网络的影响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并有逐渐增强的趋势。这是因为随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绩效的提升,创业也逐渐由“生存性”阶段向 “成长性”阶段的转变,这时对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业务范围等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其采取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也越来越接近于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同时,业务范围也逐渐摆脱原有的地域限制,这时整个企业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会显著提高,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的轨道。如果将农民工创业看成一个发展过程,社会网络再建构的作用在创业的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如已有研究也发现社会网络可能同市场化程度和正式制度有着相反的运动方向,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原始型社会网络在逐步完善的市化环境下作用逐渐消失[21],特别是人情资源效应受到很大约束。当然根据格兰诺维特“嵌入”理论,市场机制与社会网络机制是相互“嵌入” 的,社会网络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是不会消失的,只是在随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其作用形式与效应而有所不同[22]

  • 3. 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对其先赋性社会网络的生存性创业绩效与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成长性创业绩效的提升效应均有显著促进作用

  • 随着自身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创业成长过程中对自致性社会网络需求的提高,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创业实践中会充分调动其网络能力,在维护业已建立的先赋性社会网络的同时不断构建与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从而提升返乡创业绩效。以往研究认为,农民工在建构社会网络时往往会有强调亲属交往而忽视社会交往的倾向,而这种“交往同质性原则”严重制约了农民工自致性社会网络构建与拓展[23]。但是,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群体,其转变观念、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相对较强,一般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主动地调整其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社会交往的 “向上选择”成为其拓展有价值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一种策略。作为自身事业的首要承担人,返乡创业农民工的行为会比外出务工时更具功利性导向,更倾向去构建和开拓更多的工具性社会网络关系。因此,出于创业发展的需要,返乡创业农民工会加大对自致性社会网络的“投资”与“经营”,将以一个更加“前摄的姿态”培育有价值的社会网络[24],主动跳出亲缘、地缘关系组成的人际交往圈子,积极地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关系,以满足其创业过程中对创业资源日益增长的需要。

  • (二) 政策启示

  • 1. 通过提升返乡创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力,实现社会网络从以先赋性为主转向以自致性为主的结构优化

  • 虽然农民工创业过程中主要有依靠先赋性社会网络衍生的复制型创业和依靠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跃迁型创业等两种创业网络支持路径,其社会网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拓展,但新型的自致性社会网络拓展有限,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偏低已成为制约其返乡创业,进而实现职业向上流动的“瓶颈”。因此,返乡创业农民工要想赢得返乡创业活动的发展以及在市场中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就要在不断提高社会网络经营能力与开发能力的基础上,突破已有的社会交往界限,尝试主动积极地跨越组织与个体的交往边界,增进与新的合作伙伴与中介组织之间的信任,发展工具型社会网络资源以弥补已有情感型社会网络资源的局限,充分借助社会网络资源在市场中搜寻和摄取可利用的独特创业资源,不断开拓新的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市场。

  • 2. 完善返乡创业农民工全方位服务保障体系,丰富和拓展返乡创业农民工“在地化社会网络”

  • 一方面,加强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调配合,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搭建社会网络的“桥梁”。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应联合开展以市场信息的共享、政策咨询、贷款担保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活动,以拓展社会组织服务返乡创业农民工的功能,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特别是对返乡创业农民工开展以社交技能为主要内容的人际交往能力提升的培训计划,如通过搭建社交平台等方式鼓励返乡创业农民工主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展示、推销自我及其企业;同时积极引导其加强与各级政府部门、管理以及技术咨询机构、金融机构以及主要供应商、消费者的联系,在与不同阶层的人交往中增强自身社会网络的异质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城市社区文化在拓展返乡创业农民工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的载体作用,依托社区组织及其开展的各种社区文化加快其社会网络重构,使其在加强与企业所在地的联系过程中“嵌入”当地的社会网络之中,从而有效构建与拓展其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

  • 3. 建立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合作共赢机制,构建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互助式社会网络”

  • 政府应努力搭建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产业交流与行业沟通平台,形成“抱团取暖”的合作共赢机制。一方面可以协调与组织促进返乡创业农民工进行创业经验分享、信息交流,在为返乡创业农民工提供创业信息与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成立区域性的创业者商会、创业俱乐部等创业者组织,并定期举办产品展销会、优秀创业者表彰会以及商会等社团活动,通过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建立返乡创业农民工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积极塑造以诚信和信任为基础的合作与沟通,为其接触不同社交圈层提供机会,通过各成员之间的有效交流促进其自致性社会网络的积累与拓展。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农民工可以与乡村精英合作,充分利用乡村精英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弥补自身社会网络资源存量不足的缺陷,在合作共赢中拓展社会网络资源,促进创业活动持续快速发展。

  • 4. 引导返乡创业农民工以创业活动为载体,通过将创业实践嵌入当地产业网络实现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

  • 产业网络作为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网络资源,处于同一个系统内的返乡创业农民工可以实现创业信息与资源共享、在互惠交往中分工协作,实现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成长的内在要求,因而被视为企业存续和成长的关键。因此,返乡创业农民工在依赖先赋性社会网络资源开展创业活动后,急需将创业活动嵌入产业网络之中获得维持企业持续成长的空间与资源,并将与产业网络的“交易性关系”努力转换成“情感性关系”,在嵌入产业价值链、产品销售以及产品供应链构成的产业网络的过程中实现企业规模扩张与效益的增长。在利用嵌入产业网络拓展自致性社会网络资源时,要充分挖掘不同环节以及不同产业网络类型的关系传递与再传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产业网络的跨层次与地域的延伸与转化,从而在产业网络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关系的互构过程中优化企业的产业网络的结构;与此同时,返乡创业农民工要充分发挥产业网络嵌入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将碎片化的关系嵌入在产业网络中组合转化为结构性嵌入,有选择地将在产业网络中的间接联结关系转换为直接网络联结关系,有效地拓展创办企业边界和构建产业网络,进而实现返乡创业的高质量发展。

  • ①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 =(因子值 +B)·A。其中,A=99/(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 -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17]

  • 参考文献

    • [1] 刘玉侠,张剑宇.回流农民工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浙皖赣黔四省的调研[J].江淮论坛,2021(5):41-50.

    • [2] 贺雪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风险[J].求索,2020(2):4-10.

    • [3] WANG X,MAANI S A.Ethnic capital and self-employment:a spatially autoregressive Network approach[J].Iza Journal of Migration,2014(1):1-24.

    • [4] ROMERO I,YU Z.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self-employment:a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5(3):877-899.

    • [5] C.TILLY.Transplanted Networks[M].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8-45.

    • [6]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2(3):151-162.

    • [7]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50-56.

    • [8] 甘宇,胡小平.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70-82.

    • [9] 黄晓勇,刘伟,李忠云,等.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6-72.

    • [10] 湛礼珠.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8-129.

    • [11] 边燕杰.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6):71-88.

    • [12] 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3):83-94.

    • [13] WARREN L.A systemic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an exploration using storytelling[J].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2004(1):3-16.

    • [14] 陈聪,庄晋财,程李梅.网络能力对农民工创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7):17-24.

    • [15] 任胜钢,舒睿.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机会:网络位置和网络跨度的作用机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123-133.

    • [16]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 [17]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1-18.

    • [18] MÖLLER K,SVAHN S.Role of knowledge in value creation in business net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5):985-1007.

    • [19] 朱秀梅,陈探,蔡莉.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0(4):44-56.

    • [20] KAN K.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7(3):436-457.

    • [21] 武岩,胡必亮.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民工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科学,2014(6):50-61.

    • [22] 张顺,程诚.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J].社会学研究,2012(1):130-151.

    • [23] 程诚,边燕杰.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J].社会,2014(4):67-90.

    • [24] HITE J M,HESTERLY W S.The evolution of firm networks:from emergence to early growth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3):275-286.

  • 参考文献

    • [1] 刘玉侠,张剑宇.回流农民工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研究——基于浙皖赣黔四省的调研[J].江淮论坛,2021(5):41-50.

    • [2] 贺雪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风险[J].求索,2020(2):4-10.

    • [3] WANG X,MAANI S A.Ethnic capital and self-employment:a spatially autoregressive Network approach[J].Iza Journal of Migration,2014(1):1-24.

    • [4] ROMERO I,YU Z.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self-employment:a study of Chinese immigrants[J].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2015(3):877-899.

    • [5] C.TILLY.Transplanted Networks[M].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38-45.

    • [6]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农民工回流与创业参与:来自湖北恩施州的经验证据[J].经济管理,2012(3):151-162.

    • [7] 丁冬,傅晋华,郑风田.社会资本、民间借贷与新生代农民工创[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2):50-56.

    • [8] 甘宇,胡小平.返乡创业农民工家庭生计策略转换[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70-82.

    • [9] 黄晓勇,刘伟,李忠云,等.基于社会网络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66-72.

    • [10] 湛礼珠.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118-129.

    • [11] 边燕杰.网络脱生:创业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研究,2006(6):71-88.

    • [12] 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J].经济研究,2011(3):83-94.

    • [13] WARREN L.A systemic approach to entrepreneurial learning:an exploration using storytelling[J].Systems Research and Behavioral Science,2004(1):3-16.

    • [14] 陈聪,庄晋财,程李梅.网络能力对农民工创业成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7):17-24.

    • [15] 任胜钢,舒睿.创业者网络能力与创业机会:网络位置和网络跨度的作用机制[J].南开管理评论,2014(1):123-133.

    • [16] 边燕杰.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来源及作用:网络观点与调查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2004(3):136-146.

    • [17] 边燕杰,李煜.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J].清华社会学评论,2000(2):1-18.

    • [18] MÖLLER K,SVAHN S.Role of knowledge in value creation in business nets[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06(5):985-1007.

    • [19] 朱秀梅,陈探,蔡莉.网络能力、资源获取与新企业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0(4):44-56.

    • [20] KAN K.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7(3):436-457.

    • [21] 武岩,胡必亮.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民工收入差距[J].中国人口科学,2014(6):50-61.

    • [22] 张顺,程诚.市场化改革与社会网络资本的收入效应[J].社会学研究,2012(1):130-151.

    • [23] 程诚,边燕杰.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J].社会,2014(4):67-90.

    • [24] HITE J M,HESTERLY W S.The evolution of firm networks:from emergence to early growth of the firm[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01(3):275-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