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城乡传播关系与农民日常生活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突出强调了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民主体地位。在城乡社会转型以及网络社会崛起的背景下,城乡之间、线上与线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接和交流互动,不仅是一种城乡融合趋势,而且成为城乡日常生活的重构路径。作为城乡社会生活主体的农民,以家庭为基本的生活组织和再生产单位,是城乡融合的迫切需要者和参与者。随着农民进城带来的城乡之间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交往密度的不断增加,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不仅体现在制度层面,更贯穿于日常生活领域。

城乡地域空间区隔阻碍了城乡日常生活互动,媒介技术的进步压缩了城乡之间的时空交往距离,媒介与社会生活的融合,生成了一个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的全新环境^[1]。面对农民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展开的社会事实,如果城乡关系的研究缺乏对城乡之间生活主体和传播主体的关注,则难免面临因缺乏意义共享机制而导致城乡间“交流的无奈”。随着农民城镇化深度和广度的增加,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日常生活铺展在城乡之间,城乡关系有了更为丰富的贯穿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内涵。在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成为城乡之间生活和社会交往的主体,城乡传播关系结构具有以家庭为主体和传播节点的双向互动性。因此在网络社会和城乡社会转型背景下,进一步深入挖掘城乡关系结构的转型逻辑以及农民日常生活秩序重构机制,是传播学和城乡传播研究需要关注和探索的议题。以下对传播研究视野下城乡传播关系、媒介与家的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 关于城乡传播关系的研究

首先,传播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在发展传播学的脉络和框架中展开。乡村发展问题研究是发展传播学的核心议题,但是发展传播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研究指向,城乡传播关系总体以发展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为特征^[2]。中国学者在发展传播学进路下,关注现代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问题,总体上并没有突破发展传播研究的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局限,现代传播技术和城市传播优势成为改造乡村生活和促进农村现代化的优势力量^[3],农村和农民总体处于弱势或者被忽视的地位。在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进路中,城乡关系性质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对乡村的关注也是在城市和媒介中心主义话语下展开。然而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深入发展以及城乡关系的深刻转型,上述研究路径不足以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社会转型的复杂现实。因此有学者基于中国乡村问题的本质和城乡关系特色,提出应当将城乡关系视角纳入乡村传播和城乡传播的研究中^[4],从而在中国的历史实践中挖掘资源,推动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

其次,传播学关于城乡关系的定位与城乡传播特征研究。城乡关系构成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议题,得到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重视,城乡二元结构及其影响成为相关研究的聚焦点。相对而言传播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乡传播关系的特定领域。一方面,城乡数字鸿沟是城乡传播关系的焦点问题。大众传媒作为城乡知识和信息的主要载体,由于传播媒介在城乡之间分布和传播的非均衡性,造成了城乡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不均衡传播^[5]。城乡传播者在媒介素养、传播理念等因素方面的差异,进一步造成城乡居民之间数字鸿沟的加深^[6]。另一方面,从新媒体发展的角度关注媒介技术的发展及使用对城乡传播关系的影响。随着手机媒体在农村的普及和智能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将有效遏制并逐步缩小城乡间的信息沟^[7]。新媒体平台促进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呈现和传播,并且促进乡村青年的身份认同^[8]。

第三,关注农民工等城乡流动的传播实践主体对城乡传播的影响。既有研究主要从农民工的媒介使用对保持农民工与乡村联系的关系,维系传统乡土团结^[9],新媒体如何影响农民工城市融入^[10]等方面展开,而对城乡互动关系及其关联机制的讨论较少。虽然这些城乡传播研究议题试图发现农民工这一城乡传播主体,但依然存在乡村传播和城市传播分立的局限,难以真正发掘基于城乡社会转型中连接城乡的主体和传播机制。

总体来看,关于城乡传播关系的结构和特征,主要是将城市传播和乡村传播置于城乡分立的场景中,较少从传播的视角和城乡关联来理解城市传播、乡村传播及其关系的嬗变^[11]。以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论范式为基础的城市和媒介中心主义的城乡关系研究进路,存在对农村和农民主体地位的忽视,难以解释我国从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型中,日益紧密的城乡联系的本土实践经验。

（二） 媒介与家的关系研究

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生活组织单元,成为新媒介技术使用的主要场所,关于家庭与媒介和传播关系的研究得到传播学的重视。从家庭的角度研究传播现象形成了家庭传播研究的领域^[12],传播媒介和技术对家庭的影响成为研究的聚焦点。首先,研究者重点关注了媒介技术变革和新媒体使用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引发了亲子之间的数字反哺现象^[13],甚至形成了一种线上的家庭关系模式。与此同时,新媒体环境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和权力结构发生重构^[14],老年人成为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中的数字弱势群体。

其次,媒介实践对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媒介与家庭关系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在网络时代,媒介与社会生活相融合,成为日常生活的全新环境。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和组织形式,新型媒介技术的使用,社交网络和数字化互动的场景同样深刻影响到家庭生活,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生活的特性^[15]。相关研究致力于探索媒体实践如何在家庭日常生活方式中得到实质性的体现,从而将研究焦点由家庭本身扩展到日常生活领域。孙信茹等基于农村家庭成员对抖音的使用,探讨了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对家庭生活中亲密情感、亲子互动等方面的影响,阐释了新媒介技术与家庭互动的文化内涵^[16]。在家庭生活领域的媒介实践中,新媒体不仅承担信息传播的功能,同时家庭使用者也在根据日常生活需要和自身理解对媒介产品进行驯化,使其成为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建构起线下和线上同在的家庭日常生活场景^[17]。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与媒介传播关系的研究,主要立足在家庭作为传播实践场域,聚焦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媒介化的互动关系模式及其对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的影响。而家庭作为一个能动的统一整体,在勾连个体与外部社会中发挥的传播结点作用,以及家庭与媒介结合如何承担起建构转型期城乡日常生活秩序的功能等,需要进一步展开和充分挖掘其内涵。

（三） 将“家”引入城乡传播关系和农民日常生活的研究

面对城乡关系转型和城乡日常生活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社会学和传播学的部分学者试图跳出城乡二元结构、城市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立足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实践经验,探索中国特色城乡关系融合深层机制。引入家庭视角,把“家”带回城乡关系的研究中,是社会科学研究者试图努力的方向,家成为解释中国特色城乡关系和建构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方法^[18]。在传播学研究者的探索中,也试图跳出媒介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同样将“家”作为探索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试图引入具有中国社会和文化特色的“家”,作为建构符合中国复杂实践经验的传播研究视角^[19]。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乡土社会迈向城乡社会和网络社会的急剧转型期,这不仅带来了农民家庭模式的变化,更在深层次推动农民生活方式的变革。转型期中国小农家庭的日常生活在城市与乡村、网络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铺展开来。如何重新理解家庭以及重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日常生活秩序,成为传播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相关研究指出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呈现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代际接力式的渐进式城镇化模式^[20],家庭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载体。城乡之间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而城乡联系的纽带不仅仅是城乡流动的农民工个体,也不仅是传播媒介技术进步带来时空压缩的便利性,城市化和新媒体并没有完全让家庭生活走向私人化,反而建立起一种移动家庭的感觉,维系着城乡之间家庭的整体性。鉴于媒介技术与家之间形成的复杂关系,家庭成为分析新媒介技术的重要视角。在城乡之间展开的家^[21],作为城乡之间的生活主体和传播实践主体,通过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城乡分工合作,保持了家庭成员对城市和乡村社会生活的同时参与,建构了家庭和新媒介互嵌式的城乡日常生活全面连接的新机制,从而将城乡之间缝合成一体化的日常生活场域。

基于此,本文尝试把“家”带回城乡传播关系的研究视野,突出城乡联系中小农家庭的主体地位和城乡关系的双向互动性,弥合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中心主义框架的局限。与此同时通过家庭这一城乡关系互动的主体,一定程度上克服媒介技术中心主义路径下,对技术勾连城乡而缺乏对实践主体关注所带来的交流的无奈,以及对城乡关系复杂实践样态的解释困境。以家为城乡传播的实践主体和连接城乡的媒介,透过极具中国社会文化内涵的“家”的棱镜,来理解城乡关系变迁的轨迹,洞悉“以家为媒”建构城乡连接的机制。对重构以农民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社会日常生活秩序,以及实现中国小农家庭在城乡之间有序展开生活安排和家庭再生产,具有日益凸显的社会文化价值,为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

二、 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关系转型的时空经验与农民生活方式变革

本文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小农家庭如何借助媒介技术和家庭结构调整适应由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生活方式变化,以及重构新的城乡日常生活秩序。新媒体、城乡社会和农民家庭的互嵌,体现了小农家庭在城乡关系实践中能动的主体地位。为了展开这一议题的研究,必须在城乡关系变动的时空经验背景下,考察小农家庭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以及如何借助新媒体等现代传播技术适应由乡村到城市的生活方式转型,并进一步重构城乡日常生活新秩序。结合本文的研究问题,笔者采取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以农民家庭为对象,对城乡时空场域中农民家庭结构形态和生活方式转变过程,及其与媒介实践的关系展开田野调研。

作为“乡首城尾”的县城,是城市与乡村联系的纽带,县域更是城乡关系互动最为复杂和密切的空间。与此同时近年来农民城镇化的首选之地也是家乡县城,以县域为城乡关系考察的时空经验具有现实基础。本研究具体以江西省Y县作为田野调查点,针对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实践模式,选取处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家庭为主要调查对象。对农村和农民家庭的调研,不能局限于农村,离开了更广泛的城乡关系和上层结构的考察,就不容易看清其面貌^[27]。因此调研同时在村庄和县城社区开展,并侧重对以家庭为主体的城乡之间的互动形式和关系研究,以此更为全面把握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的城市和乡村生活状况。

Y县全县总人口40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江西省属于中等水平,是典型的中西部普通县城。由于县城工业化基础薄弱,农村人地关系紧张,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以外出务工为主。但是近十年来Y县迎来了农村居民进城购房潮,县域城镇化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接近50%。本文的具体经验材料来源于笔者对Y县展开的城乡社区和家庭调研。

（一） 乡土社会到城乡社会:农民日常生活时空经验的转变

传统乡土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乡村生活的封闭性和熟人交往关系,面对面的共同在场保持了乡土社会生活场域的时空一致性,从而建构起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村落生活共同体。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打破了乡土社会的封闭性和乡村生活的时空一致性。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流动性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活动空间,带来了空间与地点分离的“脱域”现象^[2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不仅带来了空间结构的变化,更在深层次改变了农民生活的时空场景,城乡关系的内涵和性质发生实质性转变。

Y县作为中西部普通县城,典型地体现了我国城镇化和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由于人地关系的紧张,20世纪80年代初Y县农民开始外出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务工,开启了打工经济时代周期性往返城乡之间的家庭生计形式。改革开放的前30年,农民外出务工主要是获得家庭生计来源,并不以在城市定居为主要目标,家庭劳动力周期性的城乡流动便是这一时期农村与城市联系的主要渠道。然而2010年左右,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深入发展和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对在城市购房定居的需求空前增强,并推动了农村居民进城购房潮的兴起。表1是笔者调研的Y县张村截止到2021年的农户购房状况,2010年之前全村只有2户农户家庭因为有家庭成员在城里务工而购房,绝大部分农户家庭是近10年间在城镇购房,并且主要选择在家乡就近的县城购房。

进城购房不仅是居住空间的转移,因为房子对中国农民来说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承载着农民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完成家庭再生产的意义寄托。进城购房意味着农民对在城镇定居和完成家庭再生产的发展目标有了更强的动力,表明了我国城镇化进入深度发展阶段。与单纯的劳动力外出务工不同,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进城购房并将生产生活的重心向城市转移,农民生产生活纳入更大范围的城乡关系系统中,在新的城乡时空场域中重构日常生活秩序。农民城镇化不仅在空间上打破了城乡二元分立的格局,而且城乡社会生活系统有了更为紧密和全面的联系,中国基层社会的这一深刻转型被相关研究者概括为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的变革^[24]。

值得注意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城乡连接互动发生在具体的城乡关系之中,不同于农民工向大城市的远距离迁移,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进城购房居住而产生的城乡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连接,主要发生在以县域为单位的时空场域中,这也被包括Y县在内的众多中国县域内所呈现的农民到县城购房和城乡互动的经验所支持。在农民深度参与城镇化的过程中,除了购房之外,为了打破城乡空间距离对日常生活联系的障碍,私家车、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也成为城乡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从城乡关系的角度来看,城乡传播系统包括交通网络和媒介信息网络^[25],借助现代交通和媒介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城乡之间得以跨越空间进行连接,城乡日常生活领域实现了主体的共同在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家和移动网络媒介技术的结合,弥散在城乡之间的时空关系得以有效填充,从深层次改变了城乡关系模式,为双向互动的城乡传播关系建构提供了可能性。

（二） 农民城镇化实践中的家庭分工与城乡连接

在家庭本位的文化传统下,家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和消费单位,中国城镇化实践主体并非个体劳动者,而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和行动单位的小农家庭。农民进城购房潮兴起后,小农家庭对在城市体面安居目标的追求有了更强的动力,然而以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农民家庭,却面临着城市消费生活带来的生计压力。对大部分处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家庭而言,一次性实现家庭成员在城市体面安居的完全城镇化目标并不现实。面对安居城市的家庭发展目标和现实的家庭经济能力之间的张力,小农家庭作为城镇化的实践主体,具有能动的调整和适应能力。基于劳动力代际之间和城乡之间分工与合作的“半工半耕”、“半城半乡”实践模式,是小农家庭适应策略的主要体现形式。

由于年轻劳动力具有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年轻人主要承担起城市就业和获得家庭经济收入的职责;而中老年家庭劳动力由于面临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排斥,更多选择在劳动力生命周期的后期返回农村依托农村和土地养老。这样通过家庭劳动力的代际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形成了中国小农家庭城镇化进程中所呈现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不仅在生计领域,在日常生活领域,家庭中的年轻人是进城居住生活的主体,而中老年人则依托农村和土地维持乡村生活和养老秩序,通过减轻整个家庭在城市生活的消费压力,继续为家庭的城镇化发展做出贡献。笔者随机对Y县某商品房小区部分住户的居住和家计进行了统计(如表2),分析了Y县进城农民家庭结构模式的典型特征。在日常生活领域,农民城镇化过程中呈现出“半城半乡”的整体结构特征,农民家庭成为延展在城乡之间的生活主体。

注: 本表根据调研期间笔者对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资料制作。

在农民为主体的城镇化实践中,农民家庭普遍选择在家乡县城购房的策略,县域的时空范围,能够维持“半城半乡”结构模式下家庭的完整性和灵活性。一方面县城本身是乡村社会的延伸和熟人社会的扩展,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到县城购房,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亲属、邻里等熟人关系得以在县城复制和重新聚合。另一方面,随着县域内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城乡之间日常公共交通的连接,进一步压缩了县域城乡的时空距离,能够满足日常生活交流互动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农户在进城购房的同时,也购买了私家车,为生活在县城和农村的家庭成员的城乡往返和交往互动提供了便利。笔者在Y县张村调研时发现,80%以上的进城购房农户购买了私家车,有的家庭甚至还有多辆,相较于购房的大笔开支,购车所需资金较少,极大地便利城乡之间的日常联系,正如进城农民所言“自己有车可以说走就走,有时候半夜有事也可以随时回农村去”。在道路等公共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交通工具便捷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县域空间范围内基本实现了一小时到达甚至往返,为小农家庭在城乡之间的日常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县域城乡之间展开的家,虽然无法像传统乡土社会那样保持面对面的交往,但是交通的便利性进一步压缩了城乡时空距离,实现了城乡之间家庭成员的有效联系和日常生活的共同在场。

（三） 媒介技术嵌入:新媒体中的家庭建构与城乡生活的共同在场

新媒介技术对人们交往的影响不断扩展,现代远程通信技术的进步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使社会关系得以跨越现实空间而实现在虚拟空间的共同在场。在城镇化进程中,流动性不仅带来了农民与家庭和农村社区之间的时空分离,同时也增加了维系社会交往关系的难度。这一点在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时期有明显的体验,因为通信技术限制和普及性不足,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正如调研中部分中老年访谈对象所说,在外务工时间久了难免产生“想家”的情感波动。

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与农民进城购房生活同步发生了通信技术领域的变革,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在城乡社会不断完善,以智能手机和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快速普及。传播技术的进步颠覆了传统传播结构,传播结构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系统和结构化的社会力量,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领域^[26],从而触发城乡关系结构的深刻变化。部分研究者注意到了媒介技术进步对城乡联系的积极作用,但却以媒介为中心出发点,忽视了新媒体的实际使用主体及其城乡之间的内在连接机制。随着农民家庭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全面铺展开,家庭对于网络媒介等新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同时新媒体技术进入家庭,也在重塑农民家庭形态和城乡生活模式。在城乡社会的场景中,新媒介与家庭实现了日益紧密的嵌入性关系,作为能动主体的农民家庭,面对城乡日常生活的需求和互联网普及的现实环境,也在积极适应新的媒介化生活方式转型。新媒介嵌入农民家庭日常生活也经历一个“驯化”的过程,每个家庭都在根据家庭成员知识水平和结构特点,建立自己的微信群等线上交往空间,使其成为家庭日常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媒介技术与家庭的结合以及对城乡日常生活的全面嵌入,重构了城乡社会结构、农民家庭结构和城乡传播结构,建构起一种实体空间和跨越时空边界的虚拟空间同构的共同在场的日常生活样态,数字媒介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路径。

在Y县调研发现,随着农民进城购房和城乡生活的展开,汽车成为农民的生活必需品,与汽车一同进入农民家庭的还有智能手机、互联网等现代媒介技术和新媒体,智能手机和微信等新媒体的普及率更高。进城农民家庭成员基本实现了每人一部手机,并且绝大部分的家庭成员对微信、抖音等新媒体的应用已经日常生活化。新媒体进入农民家庭日常生活领域,既是家庭成员的城乡分离和媒介技术进步推动的结果,同时也深刻地塑造着农民的家庭模式和城乡生活形态。在流动性的环境中,媒介技术进步和新媒体所建构的虚拟空间,为现实空间家庭成员的身体离场提供了重新聚合的条件,从而塑造了线上虚拟空间和线下现实空间同构的家庭生活形态,为农民家庭成员在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同时在场提供了可能性。在调研中,村民普遍感叹“跟以前出去打工那会差别太大了,以前出去没个电话,半年一年才能回家一次,想跟家里人联系都难,现在多方便,小孩在不在身边都一样,每天都能打电话、开视频聊天,吃饭的时候打开视频跟在一起一样,城里村里有事随时都能联系”。

三、 以“家”为媒: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传播实践与城乡连接机制

以农民为主体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城乡之间的流动和新媒介技术打破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时空边界,使城乡日常生活领域的联系更加紧密和便利。但是电子媒介对地域空间的消弭,并没有解决因为主体流动与地域分离带来的地方感的失却,主体的流动性和地域的分离不断消蚀熟人社会面对面交流的心灵亲密感,难免使进城农民群体面临“交流的无奈”和内心孤独感^[27]。城乡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民家庭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铺展开,“家”对于处于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因此对于家庭的关注成为社会科学诸多学科观察和解释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方法和视角。社会学和人口学对家庭的界定主要集中于家庭的结构和功能等层面^[28],并且注意到了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所呈现的“半工半耕”家庭结构形态,及其对于农民城镇化秩序的功能性作用,本质上是对实体性家庭的强调。而传播学则将家庭作为人类传播的独特情境,侧重从互动关系的维度展开家庭传播现象研究,传播研究视角在实体意义的家庭之外,更为强调将家作为“心安之所”的精神意义上的家,从而规避因为流动和空间区隔而造成的“交流的无奈”。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型期,城乡之间的流动和互动不仅在空间和实体意义上塑造了家庭的结构形态,而且成员流动性和时空脱域的增强,更加强化了流动中的主体对于寻找心灵寄托的迫切需求,而家作为“心安之所”以及城乡传播意义结点的价值内涵更加凸显。

基于此,本文既强调在城乡之间延展的家的主体地位和实体性意义,同时也注重精神和情感意义上的家的社会文化内涵。家庭作为中国农民城镇化过程中基本的生产生活组织和意义再生产单元,实体性和精神性的结合共同发挥着连接城乡和重构城乡日常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在城乡时空结构和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与家庭的互嵌,以及家庭为主体的城乡日常生活的媒介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连接路径和机制。家庭作为连接城乡的主体和桥梁,既承载着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互动,同时也是家庭成员与更大范围的外部城乡社会勾连的中介,以“家”为媒对于促进城乡融合,重构转型期的家庭生活和城乡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一） 以“家”为传播主体的城乡日常生活双向互动机制

家庭作为农民城镇化的实践单位,同时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在以家庭为主体的城镇化实践中,形成了以家庭劳动力代际分工和城乡分工为基础的“半城半乡”生计模式和家庭生活形态,铺展在城乡之间的“家”成为转型期城乡社会生活主体和连接城乡的重要载体。

首先,家庭生活的媒介化促进城乡传播关系的双向互动。城镇化进程中,老年人在农村生活而年轻人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农民家庭生活空间的城乡分离,为家庭成员日常交流带来了挑战。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尤其是农民选择以家乡县城为落脚空间,正如农民所言“这个距离刚好,联系很方便”,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不再成为制约家庭日常生活关系互动的障碍。县域时空距离和传播媒介技术发展,为城乡日常生活领域的双向交流互动提供了基础条件。

一方面城乡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家庭成员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Y县调研发现,硬化道路已经实现了村村通,城乡之间公共交通十分便利,私家车普及率快速提高。城乡公交主要服务农村的老年人群体,老年人经常乘坐公交车进城,看望在城里的子女和孙子孙女,每次都会带一些自己种的蔬菜、水果、米面油等各类农产品,节约了子女在城市生活的开支。老年人表示“不会在城里过夜,公交车可以到村口,早上送菜过去中午吃个午饭就可以回来,坐车方便得很,就一两块钱”。城里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周末也可以开车回村。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农民家庭线上即时性互动创造了条件。对Y县城乡居民而言,近几年除了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外,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也安装了无线网络,各类电商平台和物流体系也不断向农村延伸,为城乡之间的家庭日常生活搭建了便利的网络化联系渠道。例如,国内的主要电商平台在Y县开通了社区团购,并且销售网络不断向农村社区延伸,调研中发现在城里的子女不仅通过传统网购为农村老人购买一些农村市场买不到的商品,同时也会采取新兴的社区团购,为农村生活的父母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农村老人表示“很方便,村里的小卖店就可以取货,取货不方便的还可以送到家里”。为了克服城乡之间的交流障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也学会了网购和网上视频聊天,随时随地可以与城里的子女联系。

其次,以家为桥梁的城乡双向传播关系促进城乡生活方式融合。以家庭为载体的城乡传播对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家庭经济方面的城乡连接,而且在深层次塑造着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城市生活方式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交流和融合,并非抽象的城市生活方式借助现代媒介技术向农村的渗入以及对农村生活方式的改造。农民家庭生活同时在城市和乡村展开,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交融以家庭为载体,在以家庭为主体的媒介化日常生活互动中,城乡间的家庭和代际传播促进了农民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改变和融合。处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小农家庭,年轻家庭成员的生活空间主要在城市,生活方式也更趋近城市生活,而中老年家庭成员则主要依托农村生活和养老,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保持着乡村传统性的一面。然而城乡家庭成员之间通过城乡流动和媒介使用实现频繁的日常生活领域的互动,对于家庭生活方式的整体改造和趋同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生活的年轻人通过代际之间的传播,将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植入到农村的家庭,进而影响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

近年来推进的农村厕所革命,不仅是一项国家治理行动,也是城市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进入和影响乡村生活的体现,而家庭成为城乡传播和生活方式融合的重要载体。在农村的厕所改造中,主要的阻力并不在于年轻人,而在于秉持传统乡村生活方式的老年人,他们已经习惯于农村的旱厕等传统生活方式,认为冲水式厕所既浪费水也不适合农村生活现实。而在城镇生活的子女和孙辈,则成为影响老年人接受“改厕”的重要推动力量。笔者在Y县调研发现,很多家庭之所以愿意接受厕所改造,主要是乡村干部动员年轻家庭成员的结果,城里的子女甚至孙辈通过社交媒体日常化的互动,对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有些农村老人在子女和孙辈的影响下开始学习上网看视频,这成为推动农村生活方式改变的重要力量,其在环境卫生观念等方面的改变尤为明显。

（二） 以“家”为传播节点的城乡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机制

城乡连接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的关系互动,展开在城乡之间的家,既是城乡日常生活的主体,同时也是城乡传播的关键节点和纽带。以家作为社会关系交往的节点,是有效连接农民与乡村社会和城市社区的重要桥梁和传播机制。以家为传播节点和社会关系互动的纽带,一方面可以保持进城农民与农村社会关系和村庄公共生活的联系和参与。另一方面,以家庭为纽带的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等乡村熟人社会关系向城市的延展,是重构城市生活和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基础,对进城农民城市生活的融入发挥着积极作用。

首先,家是进城农民与乡村有机连接的纽带和意义节点。在城镇化带来的农民流动性增强的环境下,进城务工的农民与乡村生活的有效连接不仅在于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更主要在于“半城半乡”的家庭结构模式。农民家庭的部分成员依然生活在村庄之中,并发挥着连接乡村公共生活的作用。正是因为部分家庭成员依然在乡村生活,流动中的农民保持了家庭在城乡生活的同时展开,因此有了与乡村联系的家庭纽带,避免了城乡空间分离下无主体的媒介化勾连所造成的“交流的无奈”。有家庭成员在村是进城农民保持与乡村联系,以及参与村庄公共生活的主要动力来源,保持乡村生活的存在和参与,为流动的农民提供了以家和村庄熟人关系为基础的“心安之所”。

在流动性不断增强和主体间时空分离的生活环境中,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使用,为进城农民与乡村之间提供了线上交流的渠道。但是由于缺乏主体性存在和面对面的互动,云端的社会交往难免浮于表面,难以在线上交往互动中产生情感共鸣和成员间的团结,更无法促进意义再生产。在城乡分离的时空环境下,家庭而非个体成为社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单位。正是由于农民家庭在城乡两端的同时存在,流动中的农民与乡村社会交流得以借助在村家庭成员和新媒体同时展开线上交往和线下面对面的关系互动,赋予线上人际交往以现实生活空间的意义,畅通了不同空间村民的交流和意义共享渠道。在Y县调研期间,对张村微信群的参与观察和城乡社会生活的居民访谈发现,村庄微信群的活跃总是有事件作为载体,具体事件上的共鸣才能更好地激活群内不同时空地域的成员参与度。缺乏事件为基础的云端交往往往难以持续,也无法形成群内成员的共同参与。比如与老人有关的议题往往能够激起群内的共同讨论,村民都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每家都有老人,老人在村生活的日常牵动着在外就业生活的年轻人的心,在微信群和视频中看到自家的老人或熟悉的生活场景,更容易引起情感共鸣。反而是那些没有家庭成员在村的进城农民,时间久了就会与村庄的联系变少,感情变淡,他们一般也很少在微信群发言。

其次,家作为社会交往的纽带和城乡传播网络的节点,是进城农民在城市生活中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融入城市生活的基础。日常生活的展开在于广泛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建构和维系,传播网络作为交换信息和建构共有意义动态交换结构,在社会传播网络的基础上个人将自己的生活编织进更大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系统之中^[29]。对于进城农民而言,由于流动性强,以及在城市缺乏稳定的工作单位,城市生活中社会关系建构缺乏业缘等关系基础,社会交往关系的基础在于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向城市的延伸和复制。乡村社会的交往主要基于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亲属和邻里关系,这类关系交往和维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比如作为农村社会关系维系主要形式的人情关系,便是以家庭为单元建构和维系起来的,家作为个体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中转站,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发挥传播节点的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农民进城购房以及社会生活的重心向城市转移,乡村社会的社会关系也不断向城市转移和复制,尤其是以县域为主要空间范围的城镇化实践,为乡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向县域城镇的延展提供了可能性。随着乡土社会关系向县城的扩展,县城实质上成为一个扩大的熟人社会,增强了县城生活的地方感。农民进城之后为了更好地展开城市生活,需要重新编织城市生活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城市生活的年轻人而言,面对陌生人构成的城市生活孤岛以及市民间交往的片面肤浅,难免面临“交流的无奈”^[30]。农民通过乡村和原生家庭的亲属邻里等乡土纽带重新编织城市社会关系网络,家庭自然成为勾连既有乡土关系的人际交往纽带和城乡社会传播网络的节点。例如在Y县调研发现,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农民进城购房往往采取与亲戚、邻居等一起组团买房的方式,到县城的同一个小区或者临近小区买房,这样进城之后“还可以做邻居”。甚至一些原来交往并不十分频繁的姻亲等关系,因为进城买房拉近了空间距离,也会经常一起逛街以及通过社交媒体保持日常化的交流,从而被重新编织进城市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圈。在陌生人为基础的城市社区生活中,以家为纽带的乡村熟人关系的延展,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生活提供了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

四、 媒介化日常生活与城乡生活共同体建构

在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型以及网络社会兴起的背景下,新媒介与家庭互动和嵌合关系,对于建构媒介化的城乡日常生活促进城乡关系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别于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分析框架,本文强调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同时在城乡传播结构中发现“家”这一具有中国社会文化特色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媒介。家庭不仅是中国农民城镇化的实践主体,也是日常生活的基本组织单位,城乡社会转型期,延展在城乡之间的家及其与新媒介的互嵌性,使得“家”既成为城乡社会生活的主体和传播主体,同时也是连接城乡的桥梁。以家为媒,避免了媒介中心主义范式下缺乏主体性关怀,而带来日常生活中主体间和城乡间“交流的无奈”,同时也跳出城乡二元的结构性张力。新媒介技术和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家的互嵌,以及以家为主体和节点的城乡传播的鲜活实践,凸显了新时期城乡关系和城乡传播的双向互动性和立体复合性。城乡社会和网络社会转型背景下,以家为媒建构城乡生活共同体,为新时代新型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发展的传播学主张提供了本土经验载体和理论支撑。

一方面,面对城乡社会中时空经验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结构和日常生活的城乡分离,新媒介与家庭的互嵌,建构了媒介技术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城乡双向传播路径。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实践中,小农家庭面对发展能力有限性和城镇化压力之间的张力,采取“半城半乡”的家庭生计策略,农民家庭日常生活在现实的城乡社会空间中铺展开来。小农家庭的自主和能动性体现在面对城乡时空区隔带来的家庭成员城乡间的分离,通过家庭劳动力的城乡分工与频繁交流互动,来实现城乡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新媒介技术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并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建构起媒介化的家庭日常生活场域,实现城乡日常生活的共同在场。媒介与家庭的结合形塑了城乡之间有主体性内涵的双向互动的传播实践。

另一方面,以家为主体的城乡传播实践,架构起城乡日常生活沟通的桥梁。家作为连接城乡的中转站,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和机制实现城乡生活的有机连接。其一是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播和家庭关系互动机制。虽然农民家庭成员因为流动性和城镇化而产生城乡生活空间的分离,但是借助在交通、通讯等在新技术赋能模式下,实现了城乡日常生活领域的频繁交往互动。并且借助代际传播关系,以乡村老年人为主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日益与城市生活方式深度融合。其二是流动中的家庭成员以家为节点参与融入社区生活,既保持了对乡村社区生活的参与,也在城市社区生活中建构起社会交往的关系网络,促进了城乡日常生活新秩序的形成。

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我国城乡关系格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分立关系,以农民为主体以家庭为单位的城乡传播实践,使家庭日常生活展开在城乡之间的时空场域之中。传播视野下新的城乡关系格局建构,不仅在于媒介技术的进步和新媒体的普遍使用对连接城乡的作用,更在于铺展在城乡之间的家的传播主体和城乡连接桥梁作用。从这一层次来说,家庭本身既是媒介使用的主体,同时也是城乡传播中的重要信息和意义交流的媒介载体,新媒介技术与家庭的嵌合形成以家为媒的城乡传播模式,在实现连接城乡的同时,也满足了城乡日常生活共同在场的需求。将家引入城乡传播的研究视野,有助于克服城市中心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范式下对传播主体的忽视,同时也契合城乡社会转型期家庭在城乡之间铺展以及承担起城乡连接的桥梁功能的社会事实。以家为媒重构城乡生活共同体,为建构新时期城乡融合的新型城乡关系格局提供了传播学的主张和视野启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