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破除造成城乡分割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有效改善了农村和城市发展不均衡的局面，但是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制约农村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重塑基于市场分工和社会需求的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对乡村振兴至关重要。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提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一种高级形态，涉及时间、空间等不同维度，关系到制度规则、市场监管、商贸流通、城乡区域、基础设施等不同领域^[1]。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城乡区域的封闭小市场、内部小循环，形成全国范围内商品要素畅通流动的大循环体系，推动城乡之间、农村之间形成专业化分工、社会化生产的新格局，将为乡村振兴带来新机遇。因此，从全国统一大市场层面寻找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相关文献主要从两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着重研究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推进乡村振兴要防范地方政府过度干预的错误倾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3]，建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更加开放地吸引农村外部资源 ^[4]，形成“区域协调-市场分工-共富目标”乡村振兴模式 ^[5]。也有学者强调构建宏观市场发展机制 ^[6]，不断激发农村市场活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为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历史契机^[7-8]。二是主要从城乡融合视角出发，剖析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相互支撑关系 ^[9]，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系统方略和实现路径 ^[10-11]。进一步地，刘彦随^[12]、叶兴庆^[13]认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必须以改革创新的思路，清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张军^[14]、王向阳等^[15]综合以上文献，指出推进乡村振兴要在制度层面上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突破口，创新乡村振兴体制机制。上述研究论证了以市场机制推进乡村振兴的必要性，也开拓了从城乡融合视角考察乡村振兴的思路，但未进一步挖掘市场机制与城乡融合背后的交汇点，即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考察乡村振兴的实现过程。鉴于此，本文尝试通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乡村振兴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规律特征和作用机制，为决策者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遵循。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乡村振兴应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长期以来，由于市场、政策、制度等的不同，城乡之间形成了各自为圈的“小循环”模式，“内卷”严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双向流动，将会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乡村振兴的实现步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 ^[16]。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也主要体现在这5个方面。

产业兴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实现乡村产业和农业经营全国一盘棋，促进农村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特色农业，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释放发展潜力。同时，统一大市场进一步畅通了城乡商品要素资源双向流通渠道，可以帮助农村地区更方便吸引城市资本、产业、技术等，形成对先进资源要素的引力场，产生“农业+”工业、“农业+”商业、“农业+”旅游等，发展新产业，催生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横向拓宽和各环节整合，带动更多农民参与受益，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有助于打破传统经济基于国有企业性质和资本规模形成的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并减少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执行差别化信贷和担保政策的不合理行为 ^[17]，从而为乡村企业创造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和公平竞争环境。

生态宜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加速培育全国统一的能源和生态环境市场。针对传统生态环境领域的跨界污染问题，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破除各类“以邻为壑”现象，实行统一的监管标准和治理机制，以更加市场化的手段推动生态环境要素和资源在城乡之间、行业和企业间有效配置和自由流动 ^[18]。此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让不同层次的产业和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向具有资源禀赋优势的地区自主自由转移，进而促进城乡地区各类产业的集群集聚式发展，能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污染治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总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乡风文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是要打破地方关系网，建立更多合作关系，寻求更多生意伙伴，使农民摆脱家族依赖，增强独立性，为更多农民提供不依赖人脉关系和地方保护的发家致富机会。同时，消除分割市场行为，促进农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让更多有能力、有才干的农民企业家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并产生更大的辐射作用，带动更多农民合法致富，形成农民守信、企业守责新风貌，利于乡风文明建设。

治理有效。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有效推进顶层设计和政策落实的独特优势，可以打破各地各部门各行业的利益阻碍，避免市场化与法治化环境遭到破坏。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地方“土政策”，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可以完善城乡统一的经济社会制度，保障乡村经济治理的集约化、简洁化，并以此为突破口，提高乡村治理效率，带动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

生活富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各类市场分割、阻隔各类产品交换的状况，可以帮助农村地区外销大量廉价商品，充分发挥本地区土地、劳动力等要素的廉价优势，赢得更大市场份额，获取超额收益，促进农民生活富裕。同时，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也有助于消除户籍、公共服务体系等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壁垒 ^[19]，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获取更高工资收入，也使仍然留在本地区的劳动力由于人均禀赋和公共服务资源的增加而收入增长。此外，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助于拓展农民收入渠道，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由此提出假说H1。

假设H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乡村振兴。

（二） 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路径

基于文献与现实的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还可能会通过科技创新效应和农村创业效应两条路径，推动乡村振兴。科技创新和返乡入乡创业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是激发乡村振兴活力的源动力。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引导创新创业要素资源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同时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的丰富应用场景优势，放大创新创业收益，能够为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带来新机遇，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实现。

其一，科技创新效应。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破除自我封闭的“小循环”圈子和无序竞争状态，提高区域分工协作效率，加快科技创新要素的流通和集聚，更好地实现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有机结合，提升协同创新能力，建设区域科技创新高地。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充分的基础支持条件，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强化科技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形成政产学研金服用多方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链条。最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有利于拓宽自主创新应用场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从成果产出到应用的良性循环，为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的市场预期和足够的创新动力 ^[20]。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助力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扩大科技创新券支持范围，增强职业资格和产品质量跨区域通用认证效力，提高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水平，这都是助力科技创新的有力因素。

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科技创新引领乡村产业和现代农业发展。科技创新能够突破制约乡村产业链完善和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打牢乡村产业基础。科技创新也带来各种智能农机设备应用于农业生产，如无人机驾驶农机、喷洒农药等为农业发展贡献新力量。大数据技术实现农业精准种植、精准管理、精准销售，从而引领现代农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其次，科技创新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科技创新推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推广应用，支撑“互联网+农业”，把农业“挂”在云上，让消费者看清农业生产全过程，还产生了“互联网+乡村旅游”、数字乡村等，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农民生活富裕。再次，科技创新带来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的推广应用，促进源头治理和末端治理，降低污染物排放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科技创新还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替代以往的低层次产能扩张，促进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促进乡村生态宜居。最后，科技创新带来的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政务在乡村推广普及，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向乡村流动倾斜，为保障和改善乡村民生，进而促进乡村和谐、乡风文明提供了良好机遇。此外，当科技创新诉求与外部环境出现失调错配时，会倒逼人文环境、管理政策等与之相匹配 ^[21]，减少乡村社会服务阻力，形成治理有效的新面貌。

其二，农村创业效应。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可以促进农村创业。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其中，涉产权纠纷案件执法司法体系的全国统一，可以依法更好地保护企业产权及企业家财产安全，这成为活跃农村创业的基本前提。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为农村创业者提供更多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机会，降低了农村创业门槛。再次，农村创业者可以利用统一大市场将商品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在国内外市场基础设施无差别接轨的情况下，将自身具有竞争力的商品销往全世界，扩大了农村创业舞台。最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地方保护和人脉关系网，意味着通过各种手段依靠地方政府采购生存的企业会率先被市场淘汰，靠建立不正当的政商关系维持企业利益的现象会大幅度减少。这将释放大量农村创业空间，真正撬开农村大众创业的大门。总之，依靠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够增强农村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增添创业信心，提升农村创业活力。

而农村创业对乡村振兴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农村创业机会的增加可以吸引大学生返乡、城市人入乡等，让乡村成为吸引人才的“梧桐树”，能够优化农村人口结构，从而奠定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源基础。围绕“新经济”领域的农村创业，可以有机统筹保护生态、发展经济、振兴文化等目标，倒逼农村地区政策制度不断完善，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其次，创业活动创造的新岗位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更高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增加农民收入。更多的农村劳动者被吸纳到新创企业将推动城镇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让更多农民工享受更优质的社会服务，是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最后，新创涉农企业往往与农户具有密切联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加工工艺传播给农户，提高农户生产效率和质量 ^[22]。农户生产的农产品直接销售给农业企业，降低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和农产品交易成本 ^[23]，能够形成稳定的乡村产业链条，有效促进乡村产业的专业化发展。由此提出假说H2。

假设H2: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两条路径，推动乡村振兴。

三、 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rural_it表示乡村振兴，market_it-1表示滞后一期全国市场统一度，C_it-1为滞后一期控制变量向量，province_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year_t-1表示滞后一期年份固定效应，ε_it-1表示随机扰动项。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乡村振兴程度较高的地区更可能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拥有相似的市场环境，从而有利于城乡市场整合，提高了全国市场统一度，因此在识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干扰。故在实证模型中对解释变量、控制变量采取滞后一期处理。

（二） 指标体系构建

1 . 被解释变量

乡村振兴（rural）。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科学有序地推动乡村振兴。近年来多数研究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个方面进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 ^[24-25]。按照大多数研究，本文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产业兴旺是农村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新阶段的乡村产业兴旺是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用现代技术和装备夯实农业生产能力，促进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本文借鉴芦风英等 ^[26]、徐维祥等 ^[27] 的研究，用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体现粮食安全保障，用单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农村农户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表现农业生产能力，用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来刻画农业生产效率，用非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反映作物多元化程度。生态宜居是农村发展中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体现，既包括自然环境宜居，又包括人工环境宜居，是乡村振兴的保证。本文借鉴徐雪等 ^[28]、何雷华等 ^[29]的研究，用农药使用量、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和森林覆盖率来体现农村绿色发展状况，用每万人拥有农村卫生技术人员数来反映农村医疗卫生条件，用人均道路面积体现农民出行便利程度。乡风文明反映了农村人口精神素养的提升和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进步，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借鉴徐雪等 ^[28]、何雷华等 ^[29] 的研究，用农村居民家庭拥有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和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文教娱乐消费支出反映农民精神素养，用农村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占家庭总户数的比重和开通互联网宽带业务的行政村比重来反映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有效是农村治理实践、治理效果的集中体现，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借鉴芦风英等 ^[26]、李季刚等 ^[30]、谢地等 ^[31]的研究，用村民委员会数体现村民自治实践，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反映农村治理效果。生活富裕反映了农民收入的增长、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乡村振兴的目标。借鉴谢地等 ^[31]、张挺等 ^[24]的研究，用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用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反映农民物质生活条件。方法选择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以上指标降维、提取主成分，计算获得乡村振兴指数。

2 . 核心解释变量

全国统一大市场（market）。全国统一大市场涉及时间、空间等不同维度，关系到制度规则、市场监管、商贸流通、城乡区域、基础设施等不同领域，但其本质特征不外乎全国各地区商品要素资源的价格趋于一致^[32]。借鉴张昊^[33]、盛斌和毛其淋^[34]的研究，采用价格指数法测度的“全国市场统一度”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衡量指标。

首先，计算相对价格绝对值。构造年份、省份和商品要素的三维数据，并选择了统计年鉴中连续统计的14种商品要素^①，通过价格比的对数一阶差分的形式来度量相对价格:

为了避免因地区位置顺序不同而影响到相对价格方差，将相对价格取绝对值:

样本中31个省份任意两省份组合共形成465对省份组合，利用式（2）和式（3）计算2003—2020年 465对省份组合的14类商品要素的数据，得到117180（18×465×14）个差分形式的相对价格$\left|\mathrm{\Delta }{Q}_{ijt}^k\right|$。与仅考虑相邻省市作用的情形不同，这里考虑了整个国内市场。

其次，排除商品要素自身特性的影响。采用Parsley和Wei ^[35] 提出的去均值法进行处理:假定$\left|\mathrm{\Delta }{Q}_{ijt}^k\right|=a^k+{\epsilon }_{ijt}^k$，其中$a^k$为第k类商品要素自身的某些特性所引起的价格变动，而${\epsilon }_{ijt}^k$与i、j两地区特殊的市场环境相关。为消除固定效应$a^k$，给定年份t和某类商品要素k，对 465对省际组合间的相对价格$\left|\mathrm{\Delta }{Q}_{ijt}^k\right|$求平均得到均值$\left|\mathrm{\Delta }{\stackrel{-}{Q}}_{ijt}^k\right|$，再减去该均值，可得: $q_{ijt}^k=\left|\mathrm{\Delta }{Q}_{ijt}^k\right|-\left|\mathrm{\Delta }{\stackrel{-}{Q}}_{ijt}^k\right|={\epsilon }_{ijt}^k-{\stackrel{-}{\epsilon }}_{ijt}^k$，$q_{ijt}^k$即为最终用来计算方差的相对价格变动部分。

再次，计算全国市场分割度。计算每两个地区14类商品要素的相对价格波动$q_{ijt}^k$（k =1，2，···，14）的方差$\mathrm{v}\mathrm{a}\mathrm{r}\left(q_{ijt}^k\right)$，进而计算样本期间465对省市组合的相对价格方差，并按照省份合并，可以得到全国市场分割度$\mathrm{v}\mathrm{a}\mathrm{r}\left(q_{nt}\right)=\left[\sum _{i\ne j}\mathrm{v}\mathrm{a}\mathrm{r}\left(q_{ijt}\right)\right]/N$，其中，n为地区数目，N为合并的省份组合数目。

最后，计算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上述测得的全国市场分割度与全国市场统一度之间存在反向关系，故取全国市场分割度的倒数并开平方根，获得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mathrm{m}\mathrm{a}\mathrm{r}\mathrm{k}\mathrm{e}\mathrm{t}}_{it}={\left[1/\mathrm{v}\mathrm{a}\mathrm{r}\left(q_{nt}\right)\right]}^{1/2}$。

3 . 中介变量

科技创新（inno）。一些研究采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新开工项目比例表征科技创新，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科技创新天然带有的知识创造功能。还有一些研究单纯以专利数量衡量科技创新，却无法否认“专利实施率低”这一不争的事实。本文借鉴佘茂艳等 ^[36]的研究，采用人均R&D人员全时当量表征科技创新。

农村创业（entre）。一个地区私营和个体企业占比越大，该地区居民越可能成为个体和私营业主及从业人员，这个地区的冒险精神和风险承担能力越强，创业活力也更大。故借鉴温涛和王佐滕 ^[37] 的研究，选择乡村个体和私营企业雇佣的工人数占乡村人口的比重作为农村创业的代理变量。

4 . 控制变量

借鉴相关领域主流研究，以三产与二产增加值的比值（upg）控制产业结构服务化，以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值之比（state）控制地方政府干预程度，选择老年抚养比（odr）控制人口结构，采用工业企业数量（com）控制农民就业机会。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和EPS统计数据平台。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详见表2。

四、 实证分析

（一） 基准回归分析

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否促进乡村振兴，以验证假说H₁。不使用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见表3。表3第（1）~（2）列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第（3）~（4）列是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其中，第（1）、（3）列的实证分析中不包含控制变量，第（2）、（4）列包含本文选择的全部控制变量。

如表3所示，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的系数在1%检验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从系数值来看，同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的系数为0.7423，表明全国市场统一度每增加1个单位，乡村振兴指数大约增加0.7423个单位。假说H₁得到验证。另外，添加控制变量前后，统一大市场指标的系数均通过了1%的检验水平，且符号为正，支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基准回归结果与理论预期相符。从控制变量来看，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农民就业机会的增加均会对乡村振兴有正向作用。而地方政府干预度过大，反而对乡村振兴产生不利影响。这与过往研究中强调“实现乡村振兴要防止政府过度干预，重视发挥市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是契合的。

注:*、**和***分别代表系数在10%、5%和1%置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系数的标准误。下同。

（二） 内生性检验

本文参考吕越等 ^[38] 的研究，采用各省平均海拔与全国层面2003—2020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的交乘项（IV）作为统一大市场指标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一方面，海拔高度与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密切相关，海拔高度决定了区域交流的障碍程度，会影响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一定程度上阻碍地区之间的市场统一; 另一方面，海拔高度是由长期地质运动导致的，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与乡村振兴指数的直接联系较少。此外，全国层面的商品销售价格总指数由各个地区共同决定，不受省级层面乡村振兴指数的直接影响，且间接影响相对较小。表4报告了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内生性检验结果，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在1%检验水平上显著为负，且F值较大，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对乡村振兴指数的回归系数在1%检验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乡村振兴。

（三） 稳健性检验

前文论证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为了确保回归结果的有效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鉴于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和频繁的人员跨区域流动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重要特征，借鉴雷娜和郎丽华^[39]、王鹏和岑聪^[40]的研究，分别用樊纲市场化指数（sumarket）和客运周转总量与总人口数之比（remarket）重新表征统一大市场指标，回归结果如表5 第（1）~（4）列所示。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鉴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本文参照马亚明和周璐 ^[41] 的研究，选择城镇化率、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收入比和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消费比三个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城乡融合发展指数，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 第（5）~（6）列所示。三是样本重新选择。鉴于省级自治区相较于一般的省份在行政权限、政策支持、财政收入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剔除原始样本中的省级自治区后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 第（7）~（8）列所示。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支持前文研究结论。

五、 异质性分析

（一）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中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受经济水平、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相应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也可能有所不同，故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法将31个省级行政单位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以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6。其中，第（1）和（3）列是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第（2）和（4）列是随机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对比第（1）列和第（3）列发现，不论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均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但从系数绝对值来看，东部地区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的系数大于中西部地区，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对比第（2）列和第（4）列，同样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更加突出。东部城市的市场化程度较高，且拥有更高的对外开放水平，与全球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具备更加先进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东部乡村借助廉价劳动力、土地方面的禀赋优势以及国家层面的政策倾斜，可以就近吸引城市的资本、产业、技术等，并畅通商品、服务向全国乃至全球输出的渠道，享受更多的城乡融合发展红利，进而内生出更强大的乡村振兴动力。反观广大的中西部乡村地区，远离东部城市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享受到的城乡市场一体化红利小于东部乡村地区。

（二） 乡村振兴分项检验

为进一步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各维度的影响，将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分别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见表7。从系数显著性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治理有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从系数值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指标的估计系数绝对值高于其他分指标，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驱动作用最为突出。首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供应链韧性优势，倒逼乡村产业升级，同时加快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乡村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 ^[42]。其次，建设统一大市场可以减少要素和产品流动摩擦，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 ^[43]，从而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带来了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同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畅通数据流通，搭建农村数据要素市场，产生的新型产业，如乡村智慧旅游等更是对乡村生态环境和乡风面貌提出更高要求，以满足村民人文诉求与新兴业态的市场需求，倒逼乡风文明、生态宜居 ^[44]。最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更加专业化的农业产业链和冷链物流体系，加快农产品流通速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产品挤压、滞销、农产品低价等问题，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促进乡村生活富裕。

六、 影响机制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具有正向影响。根据之前的理论分析，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赋能乡村振兴可以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来实现。为了检验上述路径的存在，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其中，inno_it为科技创新指标，entre_it为农村创业指标，其他变量的定义见式（1）。式（4）中系数γ₁检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式（5）中系数β₁检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中介变量（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的影响; 式（6）中系数 μ₁ 和μ₂分别检验了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和中介变量（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一） 科技创新的中介效应

表8汇报了以科技创新为中介变量的中间机制检验结果。其中，第（1）~（3）列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第（4）~（6）列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第（1）、（4）列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的系数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驱动乡村振兴。第（2）、（5）列的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对科技创新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科技创新。第（3）、（6）列表明，对于乡村振兴指标，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和科技创新指标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据此，部分中介效应成立，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科技创新，这一效果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要素市场流通中各种制度壁垒、流通壁垒，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形成科技创新合力，协同攻关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使各种创新要素配置在价值最高的领域，这对激发科技创新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依靠科技创新可以塑造农村发展新优势，助力乡村发展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协同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可为乡村振兴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加持，助力农村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实现农业降本增效和价值链跃升，而且可以引领农村品质生活提升，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二） 农村创业的中介效应

表9汇报了以农村创业为中介变量的中间机制检验结果。其中，第（1）~（3）列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第（4）~（6）列是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第（2）、（5）列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对农村创业指标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检验水平上显著，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了农村创业。第（3）、（6）列中，控制作为中介变量的农村创业后，随机效应模型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和农村创业指标对乡村振兴指数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全国统一大市场指标的系数值分别小于第（1）、（4）列未添加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上述结果满足部分中介效应成立条件。至此，假说H₂得到验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便利了创业者对政策、价格、供求等市场信息的搜集和研判，奠定了农村创业的信息基础，并且，有统一的大市场，产品和服务才有销路，企业才能生产，产销对路的企业才能做强做大。与此同时，农村创业企业与乡村形成嵌入式发展关系，通过雇佣当地劳动力、使用当地服务等，产生广泛的共享价值机会，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七、 结论和启示

基于2003—2020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分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有如下发现:第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乡村振兴实现，且全国市场统一度每增加1个单位，乡村振兴指数大约增加0.7423个单位; 第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具有地区分异性特征，表现为中西部低，东部高; 第三，从乡村振兴分项检验结果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显著推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生活富裕，且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驱动作用最为突出，但对治理有效的影响尚未显现; 第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驱动乡村振兴实现，且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均产生了部分中介效应。

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畅通城乡间商品要素资源的双向流通渠道。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通制约城乡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为高效推进乡村振兴，就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步伐，建立城乡一体化市场体系，推动各类商品要素资源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推动城乡基础设施的均等化和医疗、教育、养老的均衡化，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载体和服务机制，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第二，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抓手，重点推进乡村“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乡村振兴分项检验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的边际影响最为突出。应借助全国统一大市场带来的有利条件和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土地廉价优势，吸引产业、企业向农村地区集聚，并畅通农村地区商品、服务的输出渠道，打造乡村产业集聚和商品集散中心，形成横向协同、分工协作、协调联动的农村经济区，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生活富裕开拓渠道。第三，加大对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的扶持力度。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服务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推进乡村振兴的事实，各地区应以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将本地区科技创新和农村创业融入到全国经济格局中，注重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和生态，充分释放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社会主体的创业活力，推动科技创新能力和农村创业水平实质性提升，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双创”动力支撑。

① 14种商品要素包括粮食、油脂、水产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品、交通通信用品、化妆品、中西药品、书报杂志、燃料和建筑材料及五金电料。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