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中国农村公共保障制度的长期缺失与滞后发展，农民面临巨大就业风险和机会成本，就业质量普遍不高^[1-3]。具体表现为，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比例高、不稳定性强、职业技术门槛低、频繁工作转换等^[4-5]。不仅如此，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土地所具备的经济实现功效和生活保障功能正不断衰减，中国的国情农情也注定了小农经济难以成为农民持续增收的源泉^[6]。乡村要振兴，农民要致富，其关键在于稳定就业，核心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对此，需要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疫情长尾效应特征仍趋明显、主要经济体不断衰退、外部需求大幅萎缩的当前，积极推动农村转移人口就业创业。并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加快向农业农村各领域渗透的同时，培养一大批致力于乡村振兴建设的“新农人”，为农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各项体制机制的非均等化，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承受着更大的风险敞口^[7]。加之农业生产的长周期性、资源依赖性和环境依赖性，农户往往承担着来自自然和市场的双重考验，这使得其在劳动供给和家庭经营决策中常持审慎态度。理论上来说，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风险保护，缩小家庭潜在风险敞口，减少未来不确定性支出，提高当前家庭风险承担能力，从而对家庭就业选择产生影响。为了增强农户风险抵御能力，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政府出台了众多社会保障政策。其中，200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下简称新农保）政策作为党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使农户“老有所养”目标得以加快实现。

那么，作为一项以保障农村居民年老时基本生活为目的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保能否通过影响农户当前劳动供给和家庭经营决策，改变其就业选择?也即是说，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助力农村稳定就业能否达到政策预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作为影响农户就业创业的两个关键因素，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作用效果是否会受到信贷约束和风险态度的影响?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是否会因农户家庭资源禀赋差异而产生异质性?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新农保政策持续推进以稳定农村就业、实现“强村富民”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构造基于农户层面的面板数据，在充分考虑参保行为内生性的基础上，采用条件混合回归（CMP）模型，从信贷约束和风险态度视角验证了新农保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并基于农户家庭层面进行异质性研究。

二、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 文献综述

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个体，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既取决于内部因素，又时常受到外部因素干扰。其中，内部因素主要涵盖个体自身以及家庭方面的特征，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工作年限、风险偏好和受教育水平等。而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影响个体就业的外部因素错综复杂，制度环境变化对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不容忽视。为此，部分学者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疫情冲击和政策变化等方面探讨了影响个体就业的外部因素^[8-9]。

在促进就业的各类政策工具中，农村养老保险的就业效应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根据与本文主题的相关性，大致可将现有文献分为两类:一是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诸多学者验证了新农保对老年人劳动力供给的负效应，认为老年人在达到一定存量资产之后，更倾向于增加闲暇和消费，新农保的收入效应会激励着老年人减少劳动供给^[10-11]。Filho^[12]研究发现，养老金收益使巴西劳动者停止工作的概率提升了38%，周工作时间平均减少22.5小时。Giles^[13]等也认为，养老金收入会促使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同时，少数学者关注到，新农保能够通过放宽预算约束，提高劳动边际报酬增加缴费期中青年的劳动供给水平^[2，14]。二是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国外部分学者提出社会保险能够有效促进创业^[15]。Eggleston^[16]等也发现，父母领取新农保养老金会显著促进成年子女外出就业。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养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老年人的创业活动^[17]。Gumus和Regan^[18]的研究表明，降低社会保险的进入标准仍无法对居民的创业行为产生激励效应。除此之外，Holtz-Eakin^[19]等提出，社会保险与创业间并没有明显联系。在国内的研究中，周广肃和李力行^[20]认为，新农保能够有效促进居民家庭创业意愿。而程杰^[2]68发现，新农保更倾向于将农户留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非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可见，已有文献尚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且目前关于新农保对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就业选择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

已有研究详细透彻地揭示了社会保险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为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然而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已有研究多将老年群体纳入研究范畴，着重关注新农保带来的收入效应影响，却较少关注新农保的保障效应对处于缴费期的中青年农户就业选择影响，而这一群体正是农村劳动力群体的主力军。其次，关于新农保影响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的理论逻辑尚不明确，新农保所发挥的作用机理有必要深入探讨。本文从预期保障和风险保护两个方面系统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路径。

（二） 理论分析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每个个体都会面临着许多或大或小的风险敞口。当风险敞口过大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可能性也较大，甚至难以维系个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出于风险平滑的目的，即便预期风险尚未发生，个体也会主动进行风险承担，减少现期消费和增加预防性储蓄，并选择从事更多较低风险、低收益的经济活动，个体就业选择也会因风险规避行为而改变^[7]81。养老风险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且无法回避的风险，具有可预测性和客观性。理性的经济人为了防止退休后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而面临生存风险，会选择在劳动期间进行财富积累以保障老年时期的必要消费，试图通过跨时期资产配置和审慎风险决策，降低老年时期的风险敞口，实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效用的最大化。

理论上来说，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实现风险保护，缩小风险敞口^[21]。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基础工程，新农保的建立，对传统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重要补充，降低了农户养老风险^[22]。首先，新农保所提供的保费收益可视为一项预期保障，通过放松预算约束增加就业和投资机会，将更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创业。其次，新农保还能平滑农户择业决策失败造成的潜在风险，增强了其在当前的风险应对能力，使得农户更有信心地面对创业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提升农户创业可能性。综上，新农保所提供的社会养老功能分担了传统农户的家庭养老、土地养老风险，通过放松预算约束重新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改变农户就业选择。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新农保会改变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

然而，新农保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效果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干扰，其中包括代表物质资本的信贷获得和代表农户心理偏好的风险态度。信贷约束一直是制约农户内生发展的关键因素^[23]。首先，信贷资本作为个体初创阶段所需的关键资源，决定了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和成功与否。信贷获得化解了农户在家庭规模经营和创业中的融资难题，在获得外部金融市场的资金支持的同时，还分担了自雇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提升创业可能性。其次，农户是否受到信贷约束与其参保行为密切相关。信贷获得家庭的物质资本条件相对较好，这使得农户拥有较为充裕的参保资本，能够通过缴纳更高档次的保费以获得丰厚的养老保障收益，从而强化新农保对农户自雇经营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均已证实，风险态度与个体就业行为密切相关，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成为创业者，而风险厌恶者更可能成为受雇劳动者^[24-25]。因此，农户风险态度的不同可能导致新农保对就业选择的影响也不一致。理论上来说，新农保作为一项防范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能够通过降低养老风险平滑了农户择业决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这可能导致，新农保所具有的风险保护功能与风险态度之间形成替代效应。特别是在进行具有较高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管理风险的自雇型经营活动中，随着农户风险偏好度的增强新农保的风险保护效应会逐渐减弱。而在相对稳定且风险较低的受雇型就业活动中，风险态度对新农保政策效应的替代作用会相对微弱。相反，风险态度会进一步加强新农保预期保障效应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导致风险态度与新农保政策效应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作用效果会受到信贷获得的影响。

H3: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作用效果会受到风险态度的影响，且对于不同就业选择的影响并不一致。

三、 数据来源、研究设计与变量选取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RCRE）2009—2017年间的跟踪调查数据。RCRE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不同村庄和农村家庭的动态追踪调查，数据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的360个行政村，每年一次按统一口径进行全面追踪统计，数据样本地区覆盖率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由于本文关注的新农保政策于2009年才开展试点，因此本文利用2009—2017年连续跟踪数据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并且，考虑到国家规定新农保实施时已超过60岁的农村老人无须缴费即可享受相应待遇，为了单独考察新农保对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政策效果，进一步剔除了调查当期年满60岁成员的家庭样本。本文最终得到4678个农户样本连续13期的面板数据，共25363个观测值。结合是否参保，本文将有参保家庭分为参保组和非参保组两组，样本量分别为13032户和12331户。

（二） 实证模型及内生性问题处理

1 . 基准模型

本文的目标是研究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由于就业选择指标是取值为0或1的虚拟变量，传统的估计方法不再有效，而Probit模型估计可以得到较稳健和统计性质优良的结果。具体模型如下:

（1）式中，profit_Employment^*_it为i农t时期进行就业选择时不可观测的净收益潜变量，NRSPI_it为是否参保虚拟变量，X_it为基于个体和农村家庭的控制变量，σ_i、τ_t分别是省份控制变量和年份控制变量，ε_it为随机扰动项。则农户的就业选择为:

则可以设计如下模型来捕捉新农保对农户就业选择概率的影响:

2 . 内生性问题讨论及处理

上述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参保行为可能会受到模型中其他变量的作用。农户是否参保本质上是该行为带来的净效用决定的，而其效用与个人、家庭层面的显性变量密切相关。二是遗漏变量影响。农户就业行为和农保参与行为除了受到显性变量影响外，还会受到个体能力和偏好、宗族网络、政策信息获取与甄别等很多无法观测和识别的潜在变量的共同影响。不仅如此，参保行为和就业选择之间可能还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陈华帅和曾毅^[26]也验证了参保行为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方法选择上，考虑到IV-probit模型不适用于面板数据，本文借鉴田红宇等^[27]88的做法，采用条件混合回归技术（CMP）来估计。CMP作为一个似不相关的回归估计量，能够通过检验代表两阶段回归模型的残差相关性，验证模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CMP估计要优于IV-probit模型。

（三） 变量定义与统计描述

1. 被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按照农户就业部门和就业状态划分，分别为从事劳动力是否农业规模经营、是否非农就业和是否创业。变量选取上，中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区间在130亩左右，而农村家庭户均农地经营面积和至少98%的农户土地经营面积处于[0，10]区间范围，我国农业规模经营仍处于以扩大农地经营面积为重点的增长阶段^[28]196。因此，是否农业规模经营以主要工作是年内耕地是否增加界定，若年内耕地增加面积大于0，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对于非农就业的判别以个人从事行业是否为农业部门进行判断，若为非农业部门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对于是否创业的划分，参考袁方和史清华^[29]64的做法，若问卷中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回答为“私营企业经营为主”则认为是创业者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 . 解释变量:是否参保。新农保缴纳额，若新农保缴纳额大于0，则认为参保，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 调节变量:信贷获得与风险态度。参照田红宇和王嫒名^[21]36的做法，采用年末借入款余额（包括银行、信用社贷款，私人借贷及其他）作为信贷获得的替代变量。若农户家庭年末借入款余额大于0则对该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对于农户风险态度，采用年末家庭外投资余额（包括股票、债券）进行表征，若农户家庭年末家庭外投资余额大于0则对该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 工具变量。参照卢洪友等和王建英^[30]100等的做法，本文将所在省（市）实参保家庭占辖区样本数的比率定义为一个在省（市）的参保率，并以此作为新农保的工具变量。一方面，在省（市）层面的参保比率与辖区内农村劳动力的参保行为有较强的关联性，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前提; 另一方面，在省（市）层面的参保比率与家庭层面的就业选择关联度不高，满足不相关前提。

5. 控制变量。为了更准确捕捉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净效应，需要尽可能控制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其他因素，减轻因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控制了个体和家庭层面的特征因素，并对省市和年份变量进行控制。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自评健康水平、粮食补贴、社会资本、是否有农机、家庭经营支出、家庭劳动力数、土地承包面积和家庭纯收入等，具体详见表1。

表1中将参保农户与未参保农户分组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一方面，参保农户农业规模经营、非农就业、创业指标均高于未参保户，其中参保农户的非农就业水平更是比未参保农户高13.45%，这给我们的假设提供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证据，但新农保是否能够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还有待更严谨的检验。另外，参保农户与未参保农户在个人和家庭层面上的控制变量也表现出一定差异。

注:年龄、经营规模、粮食补贴、社会资本、家庭经营支出、土地承包面积和家庭纯收入指标取自然对数（有观测值为0的变量，采取加1后取对数）

四、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实证研究

（一）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表2报告了新农保对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CMP模型估计结果，模型（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工具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工具变量与本文的解释变量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atanhrho参数均至少在5%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这也说明模型确实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CMP模型是更加有效且合适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农业规模经营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创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也即是说，在没有其他因素的干扰下，新农保会使农村劳动力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降低13.58%，使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分别提升了27.04%和14.48%，假设1得证。总体来看，一方面，新农保通过预期保障效应，放松了农户预算约束增加就业和投资机会，将更多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另一方面，新农保的风险保护功能降低了农户的总体风险敞口，这平滑了农户择业决策失败造成的潜在风险，增强了其在当前的风险应对能力，提升农户创业可能性。

注:括号中汇报的是估计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前文虽然充分考虑了农户参保行为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CMP技术进行估计。然而，考虑到农户的参保行为可能存在非随机选择问题以及变量自身的观测误差，实证结果是否可靠仍不确定，所以有必要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重新匹配样本后再估计和变量替代两种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两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因此，本文认为在克服了样本非随机选择问题和用新农保保费替代参保行为虚拟变量后的结论仍然保持稳健。

（三）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异质性分析

家庭资源禀赋作为家庭内部所拥有的且能由全体成员共享受益的资源和能力，其差异的客观存在将直接影响农户的就业行为改变。为此，本部分着重考察新农保对于不同家庭类型、互联网接入情况农户就业选择的影响。

1 . 基于农户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按照农户家庭类型，将样本分为精英家庭农户和非精英家庭农户。一般而言，农村精英群体通常包括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多为国家干部职工、村组干部和村民党员，而体制外精英则以经济精英、宗族领袖为主^[31]176。基于此，将农村家庭成员中拥有国家干部职工、乡村干部、党员或经济精英（家庭年末存款余额大于等于50万）的家庭视作为精英家庭。分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非精英家庭农户实证结果表明，新农保使非精英户农户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降低了15.75%，非农就业概率提升了36.51%，且这种影响均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而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精英家庭农户样本显示，新农保在1%的水平上显著促进精英户进行创业，但对农户农业规模经营和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总体而言，新农保提升了精英家庭农户进行创业的概率，而更倾向于将非精英家庭农户从传统农业中解放并进行非农就业，这也侧面说明当前乡村振兴和创业发展均是以精英农户支撑和引领的活动。精英家庭农户所具有的充裕家庭资本有助于农村创业者跨越资金门槛^[31]172。另外，精英家庭背景还有助于创业者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资源获取及政策信息获取等方面取到优势地位。

注:受表格篇幅，未汇报CMP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和控制变量结果，下同。

2 . 基于互联网接入情况的异质性分析

本部分按照农户是否接入互联网将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在未接入互联网家庭中，互联网显著提升了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非农就业的概率，而对其农业规模经营和创业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接入互联网家庭中，新农保使得农业规模经营意愿显著下降，非农就业和创业可能性明显提升。实证结果侧面表明，随着互联网和农村电商在基层农村不断普及，以“互联网+”实现的就业形式正变得越来越丰富，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催生了一大批农村创业者和就业岗位，在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进一步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作用强度是否受到农户信贷约束和风险态度的影响，本部分对信贷约束和风险态度分别进行调节作用分析，试图弄清不同的群体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否存在差异，以便为后文的政策意见和前文的实际意义提供一些证据支持。

（一） 基于信贷获得的调节作用检验

表5汇报了基于信贷获得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模型（1）和模型（2）中新农保与信贷获得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也即是说，新农保对农业规模经营和非农就业的影响效果并未受到农户信贷约束的显著影响。模型（3）显示交互项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信贷获得显著提升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正向影响。究其原因，由于农户的原始资本普遍较低，无法达到创业的门槛，这就需要外部金融资本的注入。信贷获得的农户能够化解非农经营中融资难题，分担经营风险。基于此，要持续深入推进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部门对农户自主创业的扶持力度，通过激发金融活水助力乡村振兴。

（二） 基于风险态度的调节作用检验

表6汇报了基于风险态度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模型（1）显示，风险态度对于新农保与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关系强弱并无显著影响。模型（2）中，新农保与风险态度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风险态度加强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可见，风险态度进一步提升了农户对新农保预期保障收益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导致风险态度与新农保政策效应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在模型（3）中，新农保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风险态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而新农保与风险态度的交互项却显著为负，这表明整体而言，风险态度削弱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创业的正向影响，且在农户风险偏好度较低时，新农保在促进农户创业中发挥的积极作用较为明显，但是随着农户风险偏好度的提高，新农保的风险保护作用正在逐步减弱，风险态度和新农保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形成替代关系。因此，在新农保制度的实践中要理清风险态度对于农村劳动力不同就业选择的差异影响。

六、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条件混合回归（CMP）方法并采用两阶段回归，考察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新农保能显著影响农户就业选择，参保农户从事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显著提升，农业规模经营意愿显著下降;（2）新农保对农户就业选择的影响因家庭资源禀赋的差异而产生异质性影响，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从事创业的概率，而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影响并不显著;（3）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 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风险态度显著强化了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的效果，弱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提高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充分发挥新农保的兜底保障作用。各级财政应当按财政收入比例支持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待遇，强化社会养老对传统家庭和土地养老的重要补充作用; 第二，逐步扩大新农保在全体村民中的覆盖率，为推动各种形式的就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奠定基础。面对新农保覆盖率不高的事实，地方政府应加强机构建设，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强政策宣传，激发农民参保积极性; 第三，营造有利于农村就业创业的发展环境。充分考虑新农保政策效果的群体差异，理清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难点和焦点问题。并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数字技术设施建设，强化农村合作组织、村两委（尤其第一书记）、能人大户“以点带面”的带动作用，从政策、资金和技术多方面改善农村就业创业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