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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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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把走向现代化作为发展目标。在中国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经过艰辛探索、初步形成、创新发展和全面升华四个阶段,在党的二十大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实践要求和根本途径,是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1]。“中国式现代化”等一系列明确概念,表明了中国无论是在发展道路的选择,还是在学术理论的构建,都已经摆脱了对发达国家的追随模仿[2],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案,促进世界的发展。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确保粮食安全是基础保障。实现粮食安全并没有固定模式,不同国家之间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资源等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应立足于本国国情,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粮食安全发展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角下,我国粮食安全构建应有新的要求,既要服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又要从国情出发,还要兼顾区域差异,积极借鉴但不应照搬他国模式,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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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对目前全球主要粮食安全战略和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阐述中国“以我为主”粮食安全战略的必然性,并依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归纳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战略。其次,以政治经济学“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分析框架为基础,增加战略和组织两个层面,尝试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下粮食安全的内容架构,为理解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思路。再次,从战略、组织、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六个维度分析中国粮食安全现状。最后,对中国粮食安全在农业现代化、大食物观、反哺农业、粮食文化、全球粮食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提出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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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式现代化下粮食安全的内容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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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主要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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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战略是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的统称。按照国内粮食自给率从高到低的排序,战略实施的结果可以表现为完全自给、完全贸易、自给为主和贸易为主四种模式。目前国际上,主要存在以下六种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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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美国式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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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美国的战略资源,美国在保障国内粮食供给的基础上,控制国际市场供给。其战略侧重于市场自由、经济效益和科技创新,注重农业生产的高效性和竞争性。美国强调农业和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不仅是出于本国的生存需要,还为了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需要。美国粮食生产技术先进且成本规模效应显著,出口数量巨大,掌握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常以极低的价格向其他国家供应粮食,并通过这种方式来赢得话语权,力图实现“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的目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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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欧盟式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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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以保障内部市场供给为主,保障外部市场供应为辅。欧盟以共同农业政策为抓手,从促进农村发展,促进技术创新,积极应对环境气候变化,开放的农业贸易四个方面来保障粮食安全[4]。当前,欧盟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全面、多领域、整体稳健的粮食安全战略体系,以增强其在国际农产品和粮食市场中的影响力[5]。其他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除欧盟之外的俄罗斯、加拿大和乌克兰等也采取了类似的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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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日本式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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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质”而不是“量”上,粮食自给率低至40%左右,仍保障最基本的口粮大米完全自给。日本重视提高农业技术,通过先进的服务业带动农业发展,把优势的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结合起来,从而延长了整个产业链条,并打造出很多乡村旅游产品,附加值很高。同时,在粮食调控和各层次粮食市场完善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精力,对外资进入本国粮食相关产业设置了极高门槛,在核心领域牢牢把持了主导权。日本的国外粮食供给方式也具有特色。日本很早就走上了海外屯田之路,借助订单农业和合同农业,选择合资或与当地联营,或者与当地农户签订采购合同,保证日本国内的农产品供应[6]。其他较高收入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南非、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采取与日本类似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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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印度式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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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已经实现了基本的粮食自给自足,同时拥有大量的储备和少量的出口。然而,粮食安全状况依然堪忧,印度是在大部分民众为素食者基础上实现的粮食自给,结果是人口平均营养状况不佳[7]。印度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粮食安全政策,覆盖了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层次。在生产环节方面,印度政府增加了对农业的国内支持程度,并日益完善支持方式。在流通环节方面,印度为了有效防范粮食短缺风险,建立了数量庞大的粮食缓冲库存。在消费环节方面,印度采取了包括食物补贴和就业保障在内的措施[8]。与印度类似,其他农业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南美洲和东南亚等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粮食自给,同时也存在着粮食结构性问题和出口创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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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全球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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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旨在保障全球粮食供给和农业生产。该战略遵循了粮食权、粮食主权和发展观三大理念,其中粮食权凸显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国际法依据,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保障“类安全”和维护“类生存”。粮食主权反映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价值遵循,强调粮食安全治理要实现“去政治化”。发展观体现了联合国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可持续导向,强调以发展为动能,构建更具韧性的粮食体系[9]。不少国家将粮农组织全球战略与本国战略进行不同程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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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援助式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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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掌控粮食生产和粮食贸易的能力很弱。本国的粮食安全基本依赖国际社会的援助保障,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粮食安全战略重点关注的国家。此类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太平洋岛国和中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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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在制定粮食安全战略时,并不是单纯地采用上述列举的某一种,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的选择和揉合。除了美国之外,对于世界粮食市场的主导地位,欧盟、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俄罗斯等粮食生产大国也有争夺动力。许多粮食自给率不高的发展中国家,努力避免粮食贸易受制于强国,并制定捍卫粮食主权的战略。这些国家形成共识,融合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粮食安全战略,参与全球粮食治理以维护全球粮食安全。中国的国情与上述国家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因此作为世界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将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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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响粮食安全战略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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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粮食可贸易量的增加,提供了更多粮食安全战略的选择。各国需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根据本国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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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经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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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全球粮食资源要有实力支撑,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程度决定了其粮食安全战略的选择。对于经济落后、外汇储备短缺的国家而言,国内生产的粮食无法满足需求,或国内生产的机会成本过高,受限于外汇储备,只能选择低营养水平的粮食自给或自给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相反,对于经济强大,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选择有更多的余地,不受外汇储备的限制。国家的经济实力往往与工业发展阶段相关。在工业化初期,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包括粮食),因经济落后,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这些国家在初期阶段不仅不能大规模地进口粮食,反而会减少本国粮食消费,将粮食出口所得的外汇用于支持本国工业化。初步完成工业化后,随着经济实力和外汇储备的进一步提高,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模式可以选择自给为主或贸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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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农业资源禀赋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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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取决于自然资源,包括耕地、光照、温度和水分等。不同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差异,对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故粮食安全战略需要根据国家或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来进行制定和实施。若国家或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地,则可以采取增加农业生产的策略来提高粮食安全水平。相反,若资源匮乏,则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如加强粮食进口和贸易,提高粮食生产效率等措施来提高粮食安全水平。此外,资源禀赋还可能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重点和方向。例如,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可采取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策略,而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则可能更注重粮食质量和口感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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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人口规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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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消费的人口规模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地位。对于人口较少的粮食贸易小国而言,其进口量的增减对国际市场价格不起作用。因此,选择粮食安全战略时,应更多地考虑到国内生产成本和外汇储备能力。当农业资源丰富时,应优先考虑自给自足,而当资源不足时,则应优先考虑贸易。而对于人口数量庞大的粮食贸易大国而言,还必须考虑是否能够在全球市场上获得足够的粮食供应。由于进口量的增加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需要与国内粮食价格相比较,判断进口是否仍具有价格优势。此外,还需考虑到价格上涨对其他进口粮食国家的不利影响,对国际政治关系变化的负面影响。因此,人口大国需要选择以完全自给或自给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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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历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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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安全战略中,历史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粮食安全战略与其历史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特别是在亚洲国家,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高粮食自给率一直是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因此,这些国家一般采用自给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例如,日本有着丰富的稻米饮食文化和传统,这种文化和传统对于保障稻米的供应和质量至关重要,导致日本保持了超过100%的稻谷自给率[10]。许多国家在历史上都建立了粮食储备和分配系统,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保障人民的粮食供应。例如,古代的中国统治者建立了粮仓和粮食储备系统,以确保人民有足够的食物供应,这种传统一直至今。在欧洲,农业补贴政策和粮食安全法规的制定都与欧洲的农业历史和文化传统紧密相关。历史传统在粮食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其影响体现在农业实践、粮食储备和分配、食品文化和饮食习惯,以及政策和法律框架等多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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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地缘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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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与地缘政治息息相关。政治动荡会限制粮食生产能力,导致粮食短缺和价格上涨。地缘政治因素还会影响粮食进出口。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国家强制干预的贸易政策,而这些实现政治利益的政策可能导致进口和出口粮食的数量和价格剧烈变化,从而影响某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例如,出口限制可能造成进口国的粮食短缺,导致进口国粮食危机。同时,粮食安全也会影响地缘政治局势,粮食短缺会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不稳定,而粮食充足则可以维持社会稳定和政治和谐。因此,各国都十分重视粮食安全,打造良好的地缘政治关系,实现粮食贸易顺畅、国际粮食合作顺利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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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掌握粮食主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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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权是指国家或地区保障人们粮食供应的权利和能力,包括自主权和主导权。自主权包括生产、获得和消费粮食的自主权利,主导权则指在粮食贸易和全球粮食市场中的控制能力。粮食主权的强调在于国家和人民对自己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掌控权,以及在粮食贸易和全球粮食市场中的自主权。粮食是难以被替代的生存必需品,可以作为霸权国家的外交武器,成为干涉别国内政并攫取政治经济利益的手段[9]。粮食政治化是粮食生产发达国家对粮食短缺国家的粮食主权的侵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益严重的问题。为了保护本国粮食主权,各国都大力增加政府农业支出。按各国农业生产总值排名,前30位国家的农业生产总值,已占全球的85.52%,表1给出2020年全球排名在前30名农业大国的政府农业支出和人均农业支出情况,其中人均农业支出为政府农业支出除以全国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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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在主要农业大国中,美国的人均农业支出排名第一。其他发达国家紧随其后,人均农业支出均在100美元/人以上。跨国农企在政府高额农业财政资金的支持下,利用粮食价格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体系形成冲击,导致在低价粮食冲击下,许多原本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丧失了“粮食自主权”,沦为受制于人的进口粮食国。为了提高掌控本国粮食主权的能力,各国主要方法是提高本国农业生产能力和加强粮食进口管控。一般在财政可承受的范围内支持农业,但由于财力所限,支持力度远远小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对粮食主权的掌控成为影响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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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人均农业支出在主要农业生产国中居第5位,远超其他如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反映了中国为掌控粮食主权的超强努力。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和人均水资源稀少,历史文化传统强调民以食为天,同时,共产党主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资本主义存在政治冲突。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正处于人均收入中等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迈进的临界点。政府发挥举国体制优势,超强动用资源抓粮食生产。以“立足国内,以我为主”为出发点,牢牢掌握粮食主权成为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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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网页,金额已折算为2015年美元不变价格。其中政府农业支出和人均农业支出项目中,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为2019年数据,伊朗和委内瑞拉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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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观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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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主”一直是中国粮食安全战略的重要特征。随着国内外情况变化,“以我为主”的宗旨和实现方式都有了新的发展。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无疑为粮食安全注入新的内涵,提出更高的战略要求,并形成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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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归纳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特点,即“一是人口规模庞大;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11]。因此,需要在全面考虑国家实际情况、农村发展状况以及具体事务的基础上,制定粮食安全战略。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既要满足广大人民吃得饱、吃得好、共同富裕的生活追求,还要弘扬优秀粮食文化,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的互利共存,更要打造人类粮食安全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贡献力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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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粮食安全战略贯彻于粮食生产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社会再生产可简化为由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相互联系的环节构成。粮食社会再生产的相应四个环节构成了第一层核心闭环;通过组织协调各个环节的顺利运行,形成了第二层闭环;粮食安全战略通过组织作用于粮食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并最终实现了战略目标,形成了最外层闭环。各个环节在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的调节下,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组成粮食安全的内容架构,形成粮食安全内容体系,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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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粮食安全内容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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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同时具备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四个环节上都具有双重属性,但侧重点有所区别。在个人生产和消费的环节,粮食是可分割的、竞争性的,也是排他性的,主要体现为私人产品。政府需要确保足够的农业资源投入,服务农户生产,引导人们消费。在分配和交换的环节,确保足够、安全粮食供给是政府的一个重要公共功能,安全保障面向国内所有人,是不可分割的,是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是公共产品[13]。在充足供应的公共产品基础上,如何交换与分配,个人又表现出市场行为。粮食的私人产品属性应在有效市场中采用市场机制调节,公共产品属性需有效政府参与,用行政机制调节。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是一种既不单纯属于国家层面,也不单纯属于市场层面,而是基于市场主导和政府强力调节,并以国家利益服从于人民利益为基础。这种综合意义上的国家粮食安全内容,为世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贡献了中国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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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式现代化下粮食安全的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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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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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高消费和高自给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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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掉70万吨粮食,9.8万吨石油,192万吨蔬菜以及23万吨肉类[14]。如此庞大的食物消费需求决定了,中国粮食安全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粮食安全,是14亿人口吃饱吃好的粮食安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只能立足自身,不可能完全寄希望于国际市场。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是同时确保消费维度和自给率维度上高水平的结果。为了维持国内的高消费和高自给,必须年年都把粮食生产放在重要位置,不能掉以轻心。只有不懈地巩固粮食安全的根基,不断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才能保证14亿多人民的生计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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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实现共同富裕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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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中国粮食安全是共同富裕目标下的粮食安全,是全体人民共建共享的粮食安全。与其他农产品或非农业生产相比,粮食生产的经济收益相对较低,导致主产区的财政困难和经济发展滞后。这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和地区的积极性[12]。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的平衡。只有在农民从粮食种植中获得社会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情况下,国家的粮食供应才能得到可持续的保障。为此,政府努力完善机制保障,使农民能够从种粮中获利,同时地方政府也能够承担起抓粮的责任和义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加强产销衔接,动态改进利益补偿机制,并运用多种手段,如价格、补贴、保险和金融等,激励优质优价,构建稳固的粮农收益保障网[12]。确保各方共同富裕方能更好地夯实粮食安全基石,因此,政策制定部门一直把提升粮食安全水平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等共同富裕具体目标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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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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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至今,一直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方针,注重掌握主动权,从国情和粮情出发,通过多种措施来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加强耕地保护,推广多种经济作物,发展农业生态环境建设等措施,确保“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国家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资力度,大力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并强化了农民的技能培训,以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增强了农业的生产能力。注重发展现代粮食流通行业,加强对粮食市场的监管,打击非法经营行为,推动粮食市场转型升级,提高粮食供应链的效率和安全性。为弥补国内生产不足和调配品种,采取适度进口的措施作为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无论何时,饭碗一定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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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粮食安全组织体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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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党领导举国体制下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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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八政,食为政之首”是中国共产党对粮食安全战略的认知之本,治国理政永远视解决吃饭问题为头等大事[16]。中国共产党所追求的价值,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体现,旨在确保粮食安全,让人们吃上好饭。粮食安全在稳定物价和保障民生方面起着压舱石的作用,是有尊严生活的前提,也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目标。使人们衣食无忧,是当前的主要政治任务,是提高社会主义凝聚力、引领力的直观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粮食安全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协同联动的体系,包括粮食生产、供应、储备、消费、监管等各个方面,防范粮食安全风险。在举国体制下,中国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加强投入、提高技术水平等手段促进农业发展,确保全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粮食储备水平。为确保粮食供应数量,保证粮食质量安全,防止粮食价格过高或过低,各级政府加强粮食市场监管,从而保障国家和人民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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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粮食安全责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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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举国体制主要体现在粮食安全责任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我为主”的粮食安全体制,并建立了“中央统一领导、省级党政负总责、市(地)县党政抓落实”的粮食安全责任制体系。该体系由国家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宏观调控并统一由中央财政分配,由于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土地资源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中央对粮食安全的责任和范围也在不断调整和变化。目前中国实行了由国家统筹规划、以地方为主实施的“产粮大省”制度,各省市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情况、资源情况等,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和职责范围。中国各级政府承担了粮食安全的主体,但小农户和粮食消费者未成为责任主体,导致粮食的无谓损失较高。新粮食安全保障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一定程度将弥补粮食安全责任体系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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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小农户下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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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小农”是中国的长期国情和农情。以农户为主体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即小农户组织,是中国农业生产的基础力量和重要组织形式,拥有正规企业不具备的优势并发挥重要的作用。小农户在粮食生产中有着自发性、能动性等优势,也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所能调动的一种重要组织力量[17]。小农户的种植和养殖方式更注重生态平衡和保护,也有助于维护土地的生产力。小农经济是一种资源节约化、精细化、环境友好化的可持续发展方式[18],是现代农业生产中所需要的。小农有存粮以应对粮食危机的传统,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19]。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传统优势。此外,小农经济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特殊时期,小农经济还具有稳定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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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受规模、资金、管理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单个小农户难以实现粮食生产的集约化、标准化、绿色化[20]。在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经济模式逐步陷入了困境。为此,应在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与支持小农户之间平衡,改变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生产组织形式,使其进入报酬递增的劳动分工,促进粮食产业进一步壮大[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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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粮食安全生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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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资源环境约束下力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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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一个国家或地区需要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农业政策等特点,以确保必须保护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条件,以此保障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安全。保护耕地资源是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22]。目前,中国已实施多种措施,以减少对耕地的过度占用,并增加针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保护耕地资源的方式包括挂钩城乡建设用地增减、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利用国际粮食进口和耕地资源等。还需要防止耕地承载力达不到地区的生产生活所需,造成对耕地的掠夺性和超负荷使用,对耕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只有确保粮食生产所需的土地、水和种子等要素资源安全,才能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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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多重要求的综合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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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安全是生态可持续、资源利用高效、丰富多元的。传统粮食安全观重视粮食数量安全,现在则需要考虑到生态、结构等全方位保障,除了追求数量安全,中国粮食安全还要满足生态上的绿色和低碳的要求。在供给方面,我国粮食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需要提升高质量的强筋小麦和大豆等作物的生产能力。此外,农田生态系统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保障粮食生产符合绿色、低碳的生态标准,同时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等,推动粮食生产水平更高,质量更好,效率更快,可持续发展。在需求方面,粮食需求将随人口增长与消费升级持续增长,需保障粮食数量和质量,达到安全水平,并通过全产业链节粮减损。中国粮食安全在保障数量安全的前提下,还在“数量、质量、结构、生态”四个方面全面转型,促进了粮食生产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和绿色发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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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保障综合潜在产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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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综合潜在产能指在现有农业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最大化粮食产量的能力。产能影响因素包括土地、水、劳动力和技术等。保护和提升粮食综合潜在产能的具体策略是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要做到“藏粮于地”,需要坚持保护耕地红线,提高耕地质量、建立科学技术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耕地保护制度、强化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促进农业基础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些措施可保障粮食生产规模和质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对促进中国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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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粮于技就是加大科技支撑,采取一系列技术措施来提高粮食产能。首先,需要加大科技支撑,发挥新品种示范带动作用,提高粮食品种的适应性和抗逆性,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其次,提升中产田耕地的地力,通过土壤改良技术、栽培技术和配套设施等,实现粮食产能的持续提升。再次,推广节粮减损技术与制度,通过社会化服务的统防统治等方式,减少粮食生产的浪费损失和要素投入,加强农机装备的研发,减少在收割环节上的不必要的损耗。最后,逐步转变粮食生产方式,从以前的拼水、拼土地、高投入化肥和农药,转变为节水、轮耕休耕、保护生态环境和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的方式,粮食生产高产优质高效,实现绿色发展[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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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粮食安全消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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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迭代升级,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在不断变化,食物消费越来越显示出个性化,小众化,多元化的特点。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粮食数量的需求,即满足生存所需;第二层次是粮食质量的需求,即满足营养所需;第三层次是享受的需求,即满足口感和花色品种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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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消费层次当前总体上已经迈过了生存所需,正从营养所需向享受所需过渡,粮食供需主要矛盾已由数量上的不足转变为结构上的不足,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当前我国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的需要,努力推动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展优质粮食工程,并积极发展粮食全产业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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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良的粮食文化也造成中国人在食物消费过程中的浪费现象十分突出。食物消费者的奢侈享受观念,扭曲的热情好客和展示财力,餐饮业为追求利润促使食客超额点餐[25]。2016年粮食浪费量为2111万吨,城市餐饮浪费率为11.7%,大学生食堂浪费率为12.13%[26]。根据《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推算,2015年中国城市一年餐桌食物浪费在1700万~1800万吨之间,占河北省当年粮食总产33638万吨的一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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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粮食安全交换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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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中的交换,是指在任何情况下,在需要的时间内,让人们买得到、买得起需要的粮食,保证粮食在交换流通环节的稳定供应。粮食交换不仅包括粮食的国内市场交换流通,还包括粮食进出口的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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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生产稳中有升,人均占有量稳定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在2021年达到历史新高,达到了483公斤,远高于国际人均占有粮食400公斤的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谷物自给率超过95%,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储备充足[27]。高产量保证了国内市场粮食交换流通的稳定性。中国粮食流通呈现出市场多元化、渠道多样化、企业规模化和信息化程度提高等趋势,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如流通成本高、质量安全问题等。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强化对粮食流通市场的监管与管理,对粮食流通环节进行优化,以提高粮食流通的效率与质量,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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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粮食进口量增长,出口量下降。进口来源地多样化,过去主要来源于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等国家,现增加从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进口粮食。为改善粮食进口与进口之间的不平衡,非主粮产区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非粮食类农产品的出口,换取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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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粮食安全分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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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粮食分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储备粮的调配和分配,二是市场粮食的分配。国家储备粮主要存储在仓库中,由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局进行管理。国家储备粮主要面向国家层面的应急调度,用于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价格波动以及国际市场变动等情况。国家粮食储备管理局统筹和调度,确保各地区的粮食供应和储备安全。中国粮食储备充足,库存量与消费量之比高于国际安全水平(17%~18%),其中小麦、稻谷库存可满足1年用量。中央、省、市、县(区)四级机构组成了中国的粮食储备体系,以储存原粮为主。承担储粮单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中储粮为首的中央储备集团,第二类是国有控股的粮食购销公司和各地方储备粮经营的粮食加工企业,第三类是拥有自储的农户和纯民营资本企业[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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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机制来调节,主要是通过粮食的生产、流通和销售环节来实现的。在市场层面上,粮食分配主要是由市场需求和供应关系来决定。市场上的粮食分配主要是由农民、粮商、加工企业和消费者等参与者来完成的。农民通过粮食生产将粮食输送到市场,粮商和加工企业将粮食加工成各种粮食制品,消费者则通过购买来获取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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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式现代化下粮食安全的趋势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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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实现农业现代化保障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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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粮食安全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石,是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核心。中国的人口众多,粮食需求量也非常大,因此保障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来说至关重要。然而,透支土地肥力、牺牲生态环境、触及WTO“红箱”政策的农业补贴等,已给粮食生产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满足市场竞争、保障生态环境、确保供给稳定、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选择,是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重要战略路径。单纯从粮食行业内部解决这些问题极为困难,需从农业产业整体着手。通过全产业链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业内生发展动力。同时,通过农业现代化,可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广现代化种植技术,减少耕地资源浪费,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此外,农业现代化也可以带来农业产业升级和转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因此,通过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化解当前粮食生产困境,可以有效地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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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食物观增强粮食安全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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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食物观为引领,加快实施食物系统转型,为确保粮食安全开启全新战略路径。粮食安全不再仅仅依靠主粮,还要向其他可食用品种寻求食物。为了实现食物多样化,要统筹考虑整个国土资源,深入挖掘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资源,尤其重视具有巨大潜力的食物种类,如海洋和森林等。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土地退化与荒漠化以及水资源缺乏与浪费之间的尖锐矛盾。为确保农食系统的可持续性,应以科技与装备支撑为主,尤其应利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以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型,摆脱水土资源和劳动力等限制[29]。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优势,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格局,实现粮食高效供应,确保14亿中国人有饭吃、吃得饱、吃得好,以应对新的挑战。树立和实施大食物观,不是要放松粮食生产,而是要从更多维度拓展粮食外延、认识粮食安全[29]。通过构建多样化的食物供给体系,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先决条件下,将食物生产由耕地资源拓展到整个国土资源,根据区域内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实际情况,依据比较优势,发展农业经济,建立符合市场需求、适应资源环境系统的承受能力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进而将大食物观贯彻到粮食安全之中。大食物观是深刻转变的新理念,提供了一种更加全面、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策略,更好地实现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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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创新工业、服务业反哺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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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中国工业、服务业在全球竞争力突飞猛进,中国农业却弱势得多,依靠农业自身难以实现现代化,需要工业和服务业的大力支持,要创新工业、服务业反哺农业的方式。具体来说,一是科技创新,工业、服务业可以通过科技创新,研究出适合于农业生产的智能技术与装备,从而提升农业的生产力,改善农产品质量。二是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创新,为农业提供更加灵活、多样化的融资和投资手段,降低农业生产的融资成本和风险。三是产业融合,工业、服务业可以与农业形成产业融合,通过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合作,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降低生产成本。四是市场化经营,通过市场化经营模式,帮助农业产品走向市场,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五是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率,农业作为传统行业受到了较大冲击。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互联网普及程度的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结构、经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与普及,将大幅提升农产品网络营销、物流配送等现代农业服务体系水平。工业和服务业为农业的创新,可以有效地改善生产效率和质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减少风险损害,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市场的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创新反哺方式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以推动中国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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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粮食文化助力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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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又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有力手段,未来在粮食安全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一是弘扬节约粮食的传统美德,要养成节约的习惯,养成一种风尚,养成一种责任。二是促进多样化、平衡化、合理化的饮食结构,帮助大食物观落实。三是继承和创新农业文化中的技术智慧,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质量。四是增强国家和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各担其责,人人都是粮食安全的责任者。中国粮食文化不仅包含着物质层面的内容,还蕴含着哲学、美学、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一种精神追求。在新时代,要弘扬我国粮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增强对自己饭碗的信心和责任感,助力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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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全球粮食治理体系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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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理应需要在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主要基于四个方面。一是提升国际形象的需要,为全球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二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维护和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三是推动全球治理的需要,全球粮食安全是全球治理的重要部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必然推动全球粮食治理的改革和完善;四是加强国际合作的需要。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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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仍是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理应在国际事务中担负起更多的全球义务。中国既要在国际上要有发言权,同时也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使中国发展成为对全球有益的一极。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国际组织的工作,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积极推动南南合作,要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力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和人才等支持,促进其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同时,中国还应倡导全球粮食安全的全球治理和共享,落实“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立农业合作区、粮食安全信息平台等方式推动区域和全球粮食安全。通过增强在全球粮食治理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中国在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更多贡献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保障自身的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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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粮食安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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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对于世界和平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球气候变化、水土资源分布不均、粮食生产技术各有所长,单个国家难以独立解决粮食安全问题,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共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必须与世界休戚与共。只有着眼于全球食物供给的增长和国际粮食市场环境与秩序的稳定,才能在全球范围保障中国食物供应链的安全稳定。这也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应有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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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全球粮食安全。首先,中国可以通过建设庞大且开放的粮食市场,促进全球粮食资源的合理流动,推动世界粮食贸易的发展,为出口国家的企业和人民带来就业与收入,提高全球粮食安全保障水平。其次,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增强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中的影响力,加强对沿线国家及非洲欠发达缺粮国家的农业技术和资本援助与输出,帮助他们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改善粮食安全状况,进一步促进全球粮食市场的稳定。最后,打造粮食安全的人类共同体,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格局。在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粮食安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遵循协商、合作、分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坚持多方合作,积极分享粮食安全方面的资源与经验,持续加强国际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国际粮食市场秩序,为减轻饥荒、保障世界粮食安全,贡献中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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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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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逐渐完善的概念,其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清晰。中国式现代化惠及中国人民,也惠及世界人民。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政治变化,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不断深入,对粮食安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在当前形势下,粮食安全已不仅仅是中国一国内部事务,而是关系到全球政治和经济安全问题。中国要在当前粮食安全战略的基础之上,更加重视与自然生态相协调,构建适应社会需求的粮食文化。要积极利用国内外资源,打造国际粮食安全网,既促进全球粮食安全,又提高本国的粮食安全的水平,为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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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理解和分析新时期粮食安全问题,对全球主要粮食安全战略、影响因素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进行分析,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下的粮食安全战略,并构建了粮食安全内容架构,系统地描述了从战略到落实的主要环节。基于内容架构从战略、组织、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六个维度分析中国粮食安全现状,结果表明,中国的保障粮食安全战略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仍面临着资源约束、小农组织、消费变化、国际压力等挑战。面对挑战,在农业现代化、大食物观、反哺农业、粮食文化、全球粮食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对中国粮食安全进行展望。
Abstract
To understand and analyze the grain security issues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lobal major grain security strategie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quirements und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summarizes the grain security strategy und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grain security content, which systematically presents the main links from strategy to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framework, the paper analyzes China's grain security status in six dimensions: strategy, organizati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exchange and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ensuring grain security, bu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 constraints, smallholder organization, consumption changes, international pressure, and so on.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the paper looks forward to China's food security in terms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big food view, feedback agriculture, food culture, global grain governance, an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