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研究现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一份以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应对“新时代”“大变局”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成为衡量社会治理效能的直接核心指标。与此同时，制度优势要从应然转化为实然，关键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和认同，人民是制度建构、实践和评价的主体^[1]，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形成的主体条件以及在此基础上顺利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现实基础，只有在推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上通过高效能治理能提升人民的制度优势认同和增强制度自信，并在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形成良性的相互循环过程，才能不断释放制度优势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制度。因此，制度优势的转化和治理效能的提升是一个相互促进和动态协同推进过程。

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两个方面展开。（1）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理论逻辑。有研究指出社会转型形成的历史大趋势决定着追求制度优势与治理好坏的规律性，“中国站起来”“中国富起来”“中国强起来”分别是其历史逻辑的起点、转折点和结论^[2]，其中制度有效性、治理有效性和匹配有效性是制度优势转化的前提基础和重要保障^[3]。从政府绩效管理逻辑来看，政治制度的价值性优势、行政系统的执行性优势和社会系统的参与性优势分别通过增加治理效能的公共性基础、提高治理效能的有效性基础和奠定治理效能的合法性基础^[4]，并通过理念时代化、目标合理化、体系科学化、手段智能化、治理功能实效化等内在机理实现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5]。（2）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践逻辑。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治理主体、制度执行力和实现路径等展开研究：一是以治理主体为关键点，重视治理主体的关键性作用。相关研究指出中国化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格局上形成了“一核多元”的协商共治特色^[6]，在实践中主要从“主导型”“参与型”“协作型”等三重转化模式展开^[7]，其实践机制的关键在于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的有效运用，其中民主集中制使得党内制度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具有同构性、协调性、调适性与强大制度合力，而群众路线则有助于群策群力、提高政策执行力^[8]。因此，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激活多元治理主体的合作治理效能^[9]。二是以制度执行力为着力点，认为“执行”是两者转化的“关键之钥”^[10]，制度执行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势能否有效提升治理效能^[11]，因此，要加强制度执行能力建设，全力塑造制度执行文化^[12]，提高系统、依法、综合和源头治理的有效性^[13]。三是以实现路径为落脚点，促进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效能转起来”“基层做起来”“堡垒严起来”“氛围活起来”“效果实起来”^[14]，关键是要完善统筹机制、参与机制和创新机制^[15]，通过党的领导、稳定的社会环境、多元的民生政治参与、科学的权力运行系统促进国家治理水平显著提升^[16]。此外，有研究从技术层面释放和提升治理效能出发，认为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能够有效解决转化中的信任困境等问题^[17]，并进一步探讨了新技术对于驱动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影响机制和优化路径^[18]。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聚焦于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但也存在着以下不足：从概念内涵来看，已有研究对治理效能的理解大都侧重于结果性导向的效果和成效，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对公平正义等过程性效能的探讨；从研究路径来看，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单向度研究，鲜有从两者互动耦合的视角探讨治理效能对制度优势认同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已有研究大多数局限于政策解读或原则性、框架性的理论阐释或归纳，研究的同质性趋高，同时缺乏有效的实证资料的验证。因此，本研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从治理的公平性效能和有效性效能两个维度探讨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从而试图揭示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全景”，为增强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以及进一步的制度优化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实证依据。

二、 变量的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 因变量：制度优势认同

十九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的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都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而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是其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政治主体（农民工）对认同客体（制度优势）的“心理归属”与“行为支持”两个维度，基于自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巨大成效的亲身经历而表现出情感和意识上的赞同、认可和支持，以及内心对制度的高度信任与依赖，是政治的价值接受和社会践行的有机统一过程^[19]。在调查问卷中选择了与农民工群体实际情况密切相关的10个指标构建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量表（见表1）。答案包括：“很不认同”、“不太认同”、“基本认同”“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法，将上述个答案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得分越高，表明制度优势认同程度越高。量表的克隆巴哈系数为0.969，且各指标的CICT值均高于0.4，对制度优势认同量表10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后得到“制度优势认同”这一新因子，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78.658%。同时对制度优势认同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度系数CMIN/DF=2.074，TLI=0.965，CFI=0.982，GFI=0.954，RMSEA=0.038，均达到了参照标准的要求，表明了“单因素”制度优势认同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二） 自变量：社会治理效能感

社会治理效能感是指社会公众对我国社会治理政策和项目实施效果的认知、评价和期望^[20]。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在制度执行的治理实践过程持续实现，社会治理效能是过程性效能和结果性效能的有机统一。对于农民工群体来说，社会治理效能感是指农民工对社会治理制度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的主观认知、评价和期望。关于社会治理效能测量指标的设计，已有研究主要有基于政府为中心的视角采用客观测量指标和基于公众为中心的视角采用主观测量指标两种方式，但建设服务型政府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决定了评价指标逐渐转向以民众为中心，公众满意成为衡量治理效能的终极标准^[21]。基于此，本研究从公平性效能感和有效性效能感两个维度对社会治理效能感进行测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包括17个测量指标的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量表（表2），以及包括14个测量指标的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量表（表3）。采用李克特5分量表法，将上述个答案选项分别赋值为1~5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治理效能感越高。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量表的克隆巴哈系数为0.952，且各指标的CICT值均高于0.4，对社会治理公平性性效能感量表17个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后得到“分配公平”“程序公平”“互动公平”三个新因子，这三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70.329%。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度系数CMIN/DF=2.032， TLI=0.971， CFI=0.985，GFI=0.967，RMSEA=0.033，均达到了参照标准的要求，表明了“三因素”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同时通过分析发现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量表的克隆巴哈系数为0.943，且各指标的CICT值均高于0.4，接着对这14个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到“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三个新因子，这三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高达64.091%。对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度系数CMIN/DF=2.055， TLI=0.981， CFI=0.987，GFI=0.975，RMSEA=0.036，均达到了参照标准的要求，表明了“三因素”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三）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课题组在贵州省对农民工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鉴于2022年春节期间农民工绝大多数回乡过年，本研究对农民工的抽样调查采取流出地多阶抽样调查的方式进行。先从贵州省现有的9个市（州）中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各抽取1个县（区），接着从每个样本县（区） 中各随机抽取 3 个乡镇（街道），再从每乡镇（街道）中各随机抽取9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这样共随机抽取到2430个农民工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201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2.96%。此次调查中关于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基本一致，同时贵州籍农民工的务工地分布全国各地，能收集到在不同城市务工农民工社会治理效能感与制度优势认同的丰富信息，这说明此次抽样调查的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三、 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度认同，制度自信显著增强

从关于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各指标平均值的统计结果来看（图1），所有指标平均值均超过量表中分点（3.0分），总体平均值高达4.63分（总分为5.0分）。其中认同度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显著优势”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显著优势”，其得分分别为4.82分、4.75分和4.71分，得分率分别高达96.4%、95.0%和94.2%，这表明现阶段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度认同，制度自信显著增强。

（二） 农民工社会治理效能感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以农民工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和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因子为自变量，以制度优势认同因子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在分析时通过计算公式将因子初始值转换为1-100的指数^①。同时，本研究将返乡农民工的年龄及其平方项、务工时间及其平方项、婚姻状况、民族类别、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类型的人口学变量等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1 . 农民工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知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从模型2与模型1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将“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回归模型解释力从5.4%提高到15.8%，其解释力提高了10.4%。可见，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是预测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重要因素。从模型2来看，农民工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对其制度优势认同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的非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349（P＜0.001）、0.393（P＜0.001）和0.274（P＜0.001），这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民工社会治理的分配公平效能感、程序公平效能感和互动公平效能感每分别提高1分，其制度优势认同因子得分将分别提高0.349分、0.393分和0.274分，这表明农民工群体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除了满足物质需求外，对公平正义、平衡有序的政治权利的追求已逐渐成为其“美好生活”需要重要内容，并对其制度优势认同和制度自信产生显著的影响。

注：（1）*p＜0.1，** p＜0.05，***p＜0.01，****p＜0.001；（2）a参照类别为“女性”，b参照类别为“未婚”，c参照类别为“少数民族”，d参照类别为“中共党员”，d参照类别为“体力型职业”。

2 . 农民工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知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

模型3将“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其回归模型解释力从模型2的15.8%提高到了21.1%，其解释力提高了5.3%。可见，农民工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是预测其制度优势认同的又一重要因素。从模型3的分析结果来看，农民工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对其制度优势认同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农民工幸福感对其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呈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其非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41（P＜0.001），这意味着在抑制了控制变量的影响之后，农民工幸福感因子得分每提高1分，其制度优势认同因子得分将分别提高0.141分；而农民工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分别对其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和倒U型关系，具体而言，获得感及其平方项都显著，其回归系数前者为负（-0.396），后者为正（0.003），农民工的获得感与其制度优势认同之间呈U型的曲关系，曲线的最低点约为66分^①。这表明，随着农民工获得感的累进递增，制度优势认同的边际变化幅度具有先收缩后扩张的显著特特征。而安全感及其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其回归系数前者为负（0.701），后者为正（-0.004），农民工的安全感与其制度优势认同之间呈倒U型的曲关系，曲线的顶点约为87分^②。这表明，随着农民工安全感的累进递增，制度优势认同的边际变化幅度具有先扩张后收缩的特征。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农民工社会治理效能感与制度优势认同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程度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度认同，制度自信显著增强，且农民工治理效能感对其制度认同的形成和提升产生显著影响。

1 .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度认同，制度自信显著增强

研究发现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认同的10指标总体平均值高达4.63分（总分为5.0分），各指标的总体得分率高达92.6%，这表明现阶段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度认同，制度自信显著增强。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251万人，比上年增加691万人，增长2.4%^[23]。农民工群体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建设者，同时也是社会发展成果的受益者，在见证中国取得巨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就的实践过程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有着实实在在的切身体会，在充分的事实依据的基础逐步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感性认识跃升到理性认知，农民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高度认同，制度自信显著增强。

2. 有效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农民工的获得感与安全感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有效性治理效能感的获得感与安全感两个维度对其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影响轨迹，即获得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而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则呈倒“U”型关系。一方面，农民工获得感对其制度优势认同的“结构决定”和“局部比较”两种形成机制导致其影响呈“U”型关系，从结构决定论来看，农民工作为“理性人”，当现阶段各项支持政策效果逐渐显现后，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过程中逐渐从城市边缘人转变为“新市民”，在城市中获得绝对收入和享受的公共福利质量大幅提升；从局部比较论来看，随着农民工在城市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居民这一参照群体进行比较。但农民工工资仍低于城镇居民平均工资，且其内部分化也出现扩大趋势^[24]，导致农民工的相对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自评反而在下降，呈现“逆成长”态势^[25]，从而陷入了一种“相对剥夺地位”。发展型剥夺导致农民工获得感在初始提升阶段削弱其制度认同水平，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治理获得感的逐渐增强，其对制度优势认同的提升效应得到明显释放。另一方面，安全感是公众对特定时期社会各领域安全治理绩效的心理感知与主体评价^[26]。农民工安全感与制度优势认同呈“U”型关系，可能是因为安全问题是社会治理过程解决的首要问题，随着扫黑除恶行动、食品安全以及生产安全等领域的专项整顿的开展，农民工的安全感得到明显提升，当安全方面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就会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其安全感的提升对制度优势认同的影响也会逐渐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的“钝化”倾向。

3 . 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农民工制度认同产生显著影响，其解释力明显高于有效性治理效能感

本研究发现农民工公平性治理效能感的程序公平、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三个维度均对其制度优势认同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程序公平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分别是分配公平和互动公平。同时发现将“社会治理有效性效能感”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解释力提高了5.3%，而将“社会治理公平性效能感”这一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之后解释力则提高了10.4%，这表明就农民工群体而言，公平性治理效能感对其制度认同的解释力明显高于有效性治理效能感，前者比后者高出5.1%。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共建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为农民工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和重要途径，在多元主体参与过程中，程序公平和互动公平正不仅是过程性社会治理效能的核心构成要素，同时也是农民工对社会治理公平性进行体验式评价，从而形成关于公平性的稳定性看法，进而影响其制度优势认同状况，只有在参与过程中真正体验到社会治理的公平性，才会促进其制度优势认同的增强，否则会削弱其制度优势认同水平。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当农民工群体的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其需求必然会转向更高层面的对“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特别是对公平正义、平衡有序的政治权利的追求逐渐增大，人们常常有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之感就是其公平感需求的体现，当社会治理过程满足了其关于公平性等方面的需求，则会提升其制度优势认同水平。

（二） 政策启示

1 . 建立“结果—过程”并重的治理效能评价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梯度需要

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由治理主体—规则—机制—目标—评价等要素构成的规范社会行为的一系列制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动态过程。其中治理效能评价机制是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治理制度，释放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现了从“革命动员”到“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转向^[27]，以往社会治理效能评价中存在的“重结果—轻过程”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梯度需要。社会治理效能不仅体现为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等结果方面，同时社会治理过程的公平性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的有效性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治理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诉求，人民群众参与的有效性是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在要求。农民工在对美好生活追求的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效能固然是其评价社会治理效能的主要指标，但对社会治理的过程性效能的需求越来越明显，且已成为其评价社会治理效能，进而形成制度优势认同和增强制度自信的重要因素。因此，需要从社会治理资源的分配公平性、社会治理过程的程序公平性以及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互动公平性等三个维度构建和完善过程性社会治理效能的评价指标。

2 . 坚持“利益—价值”并举的优势认同引导机制，夯实制度优势认同转化的现实基础

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形成不仅是一个不断确信社会治理效能的动态过程，同时也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内化过程。能否引导农民工对社会治理效能的感知经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转化为其对社会治理效能的确信，并最终演变为对制度优势的认同，是社会成员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转化机制。因此，一方面要发挥利益需求驱动的引导作用。制度认同的本质是利益认同，利益需求驱动是制度优势认同生成的重要动力机制，即通过制度的实施实现对既定利益公平分配满足民众的利益需求而达到制度优势认同，既包括对现实直接利益的分配，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成果，同时也包括预期利益分配，将远景式的利益憧憬转化为大众现实利益；另一方面，要重视价值引导的关键性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治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2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和显著优势在于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因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的社会治理价值内核，不仅能为社会治理实施提供价值依据和合理性价值支撑，同时也是社会治理效能转化为优势认同的现实基础。

3 . 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增强人民对社会治理效能的理性认知

在坚持和完善党对社会治理的“全景式”领导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对社会治理效能的理性认知是社会治理效能感转化为农民工制度优势认同的重要环节。因此，在宣传和展示社会治理效能过程中需要构建“政治宣传—情境体验”并用的治理效能宣传机制，一方面，加强政治宣传力度，将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成就以多种形式、渠道和手段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进行有效宣传，增强其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和对社会治理效能的理性认知；另一方面，在政治宣传宏大视角中关注农民工群体的微观生活，提升社会治理宣传叙事的感染力，在进行政治宣传的同时进行情境化教育。情境化体验的日常生活叙事注重以农民工的生活细节为表现对象，凸显微观个体的生活情感变化和现实境遇，符合农民工个体注重现实体验的话语需求，因此，在宣传过程中构建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群体横向比较、与过去纵向比较的情境化场景，使其在身临其感中显著提升社会治理获得感，从而引导农民工在社会治理效能的情境化体验中增强其转化为制度优势认同的强大精神力量。

① 转换公式是：转换后的因子值=（因子值+B）·A。其中，A= 99/（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B=（1/A）-因子最小值。B的公式亦为，B=[（因子最大值-因子最小值）/99]-因子最小值^[22]。

① 计算方法为将原变量系数除以平方项系数的2倍[0.396÷（2×0.003）]≈66。

② 计算方法为将原变量系数除以平方项系数的2倍[0.701÷（2×0.004）]≈87。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