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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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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农业对外开放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2023年6月2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在所有15个成员国正式生效,意味着当前世界上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步入了全面实施阶段。RCEP成员国农产品市场是世界重要的农产品贸易市场,农产品贸易在RCEP成员之间占有重要地位,RCEP实施给中国农业发展带来了广阔空间,为以农业高水平开放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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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下,中国和日本之间首次达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关系,对中日两国经济意义重大。中日在区域内不仅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也互为重要的农业贸易合作伙伴,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地。2021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农产品占其对RCEP国家农产品总出口值的40.72%。然而,由于日本长期对农业实行高保护,对进口农产品征收高关税,而中国农业现代化转型尚未完成,出口农产品质量水平不高,导致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缓慢。纵观过去十年,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2016—2018年有小幅上涨,但是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规模受到冲击,自2021年起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才出现恢复性增长;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虽然整体上实现了波动式的小幅上涨,但年增长率均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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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为中日两国农产品贸易创造了新机遇,带来中日农业经贸合作的新突破,将增强农产品出口竞争优势,释放农产品贸易潜力,但同时也会带来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重塑等潜在挑战。当前,农业竞争已由初级农产品之间的竞争,逐步演变为农业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等各环节的竞争。对中国来说,要充分利用RCEP这一历史机遇,积极促进优势农产品出口,拓展进口选择,优化农业产业布局。为此,本文利用单一市场局部均衡模拟工具(Single Market Partial Equilibrium Simulation Tool,SMART),对RCEP下中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进行定量评估,客观揭示关税削减给中日两国带来的福利变化、贸易效应等。本研究不仅能够为积极对接RCEP规则提供量化证据,促进RCEP的有效实施,也有助于识别亟待发展与调整的农产品,深化区域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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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RCEP对成员国的经济影响。研究证实,RCEP中的关税减让承诺会帮助成员国提高社会福利[1],提高各成员的产出水平[2],也可能会损害非成员国的经济与福利水平[3]。Nasr[4]发现RCEP会对中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成员国产生更强的积极经济效应,而对东盟各国则会产生稍弱的积极经济效应。Itakura[5]则基于一般均衡模型评估了RCEP对东盟国家的经济影响,发现其使东盟可以吸引更多区域内外的投资,并对促进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赵灵翡等[6]、许佳等[7]发现RCEP的签署能够带动中国各产业产出和进出口量增长。Li[8]认为RCEP中的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帮助中国扩大出口规模,获得更多社会福利。Qiaomin等[9]运用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分析,发现RCEP将为中国带来贸易增长。二是RCEP对中日间贸易的影响。如宋志勇等[10]以及张季风[11]认为RCEP将提升中国和日本间的市场开放度和贸易便利化水平,有望继续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同时两国相似的出口产品结构也将使相关产业面临一定的竞争风险,增加双方未来产业布局的复杂度。陈慧[12]指出RCEP下机遇和挑战并存,降税将使中日相关产业受到明显冲击。三是RCEP对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的影响。有学者证明了RCEP成员国农产品之间存在竞争性与互补性[13-14]。钱静斐等[15]基于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发现RCEP的实施有利于中国保障大宗农产品的供给,对中国农产品市场造成的冲击并不大。李明等[16]分析了RCEP成员国的农产品贸易潜力与贸易效率,并得出各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潜力还有很大挖掘空间的结论。刘艺卓等[17]指出中国乳品、食糖和植物油等农作物会因RCEP的签署受到更多影响。四是RCEP对中日间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施锦芳和赵雪婷[18]、刘杨[19]的研究均发现RCEP有助于提高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王晰和雷源[20]指出中日间农产品存在一定的竞争性与互补性,RCEP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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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RCEP对中日两国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加,围绕RCEP成员国农产品贸易的研究也日渐丰富,但专注于RCEP下中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效应的文献仍然匮乏。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边际贡献:第一,在研究对象上,为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不仅集中于RCEP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而且将农产品划分为更具体的类别进行分析。能更深入的认识RCEP如何影响中日农产品贸易,进而获得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启示。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研究多从理论和定性层面进行刻画,本文采用局部均衡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研究农产品降税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这种量化模拟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为积极推进RCEP实施提供证据支撑。第三,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针对中日两国优势农产品展开详细的讨论,结合中日两国农产品优劣势进行分析,有助于更精准的识别RCEP下中日农产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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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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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模型选择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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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的事前预测分为一般均衡分析法与局部均衡分析法两类。一般均衡分析法以各国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能够反映要素约束条件下市场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局部均衡模型可以分析非常具体和详细的产品,但不考虑市场联系。局部均衡分析聚焦于特定产品市场,大大减少了模型的复杂度和数据量,只需要贸易流量、贸易政策、弹性等方面的数据,从而增加了模型的实用性、实时性和透明性。此外,由于一般均衡模型所需数据量庞大,往往只能基于早期数据,且只能对行业大类进行分析,其针对具体行业的研究可能会有偏差。总体而言,两种分析方法各有利弊,为了规避误差与深入研究,本文采用局部均衡分析法。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局部均衡分析不考虑行业之间的联系,模拟结果反映的是贸易自由化在中短期内的直接效应,所以后文的研究只针对短期与中期效应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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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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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机构共同开发了全球贸易一体化解决方案(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WITS),SMART模型为WITS系统中包含的市场准入模拟包,是基于单个特定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分析[21]。针对RCEP下中日两国农产品的关税减让承诺,本文选择WITS-SMART模型(简称SMART模型),对中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在出口供给方面,不同出口国家同时向进口国家出口商品,价格变化时供给量的变化由出口供给弹性决定。通常的假设是供给方是价格接受者,即产品的世界价格不变,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供给曲线表现为水平;也可以假设出口供给曲线向上倾斜,即世界价格为内生。如果出口供给弹性并非无穷大,那么进口国的国内价格不会下降很多,其进口的增加量也会比完全出口供给弹性时要小。鉴于出口供给可能会受到生产者调整成本和时间的限制,未必完全满足供给曲线弹性无穷大这一假设(即出口供给弹性=99),因此本文也通过设定有限供给弹性进行模拟来确保模拟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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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需求方面,SMART模型采用阿明顿假设定义消费者行为,即来自不同出口国家的产品不完全替代,所以在对特定国家进行关税优惠的情形下,新的贸易协定不会导致所有进口需求都转移到优惠关税的受益国。在阿明顿假设下,消费者通过两阶段最优函数最大化其社会福利,首先在既定价格下根据进口需求弹性确定产品的消费总量,然后再根据不同贸易市场的产品相对价格,确定对不同贸易伙伴的消费量。SMART 模型默认该替代弹性取值为 1.5,为了确保本文的模拟结果具有稳健性,我们也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采用不同的替代弹性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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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模型框架,SMART模型可以模拟关税变化带来的贸易效应、关税收入效应及总福利效应。其中,贸易效应包括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贸易创造效应是指由关税变化导致的市场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进口值变化,贸易转移效应是指因关税变化所引起的不同市场相对价格变化所引起的进口值变化;福利效应是消费者剩余变化和关税收入变化之和;关税收入效应是指降税前后关税收入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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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SMART模拟步骤与场景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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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模拟的基本步骤为:第一,设定贸易政策改变前的基期,此时产品市场的价格、贸易额处于均衡状态,由此可作为初始贸易额、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及福利水平。第二,设定贸易政策模拟场景,贸易政策发生改变如关税率变动将影响产品价格,进而导致产品供给和需求变动,形成新的均衡。根据模拟结果可得到新均衡状态下的贸易额、关税收入及消费者剩余。第三,比较贸易政策改变前后的两个均衡值,可计算出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及福利变化,并分解出贸易额变动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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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MART模型中,贸易自由化是通过瑞士公式①中的关税减让参数a来设定实现的,a 取值在0到1之间,取值越大,说明关税减让幅度越小,取值越小,则说明关税减让幅度越大。根据RCEP规则,日本承诺将对中国63.3%的农产品实施零关税,中国也承诺对日本86.6%的农产品逐步取消关税。然而,这一承诺是在长期内逐步得以实现,中日农产品关税减让承诺表显示,从RCEP生效的第11年起,将会有较大比例的农产品实现零关税,至2040年日本对中国农产品零关税比例约达56%,中国对日本农产品零关税比例在69%左右。目前,RCEP下中日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刚开始推进不久,还处于初期阶段。因此,本文将a取值0.5时设为短期场景(即场景1),以此设定一个相对小的关税减让幅度来模拟短期内的经济效应,a取值为0.16时设定为中期场景(即场景2),在这两个场景下,弹性参数皆接受系统设定的默认值,即出口供给弹性无穷大为 99,阿明顿弹性为1.5,各类产品的进口需求弹性通过SMART系统的内嵌计算方法自动得出。由于局部均衡模型忽略了不同市场之间的传导效应,且基于变量的预先确定值进行模拟,导致其对部分行为参数较为敏感,下文将通过更改关键参数等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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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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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WITS中2021年的贸易额数据(HS2012六分位数据)和关税税率数据进行模拟测算。对于农产品的界定以及其下属分类,我们参考葛明等的分类方法,将HS编码第1-24章与44-46章界定为农产品。其中,第6-14、17-20以及24章为种植业,主要包括蔬菜、谷物、水果、植物液汁及其简单制品等;第44-46章为林产业,包括软木、桔杆及其简单制品等;畜牧业包括第1-2、4-5章、16章的1-3目,具体产品有活动物、肉和食用杂碎及蛋乳蜜等制品;农副业为HS编码的第21-23章,内容包括饮料、酒、醋,杂项食品和动物饲料等;最后一类为水产业,其涵盖了第3章、第16章的4-5目,主要包括淡水和海水鱼类、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等[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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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特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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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从中国进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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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展示了2021年日本对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关税税率①、进口额以及进口额占2021年日本农产品总进口额的比例。从关税税率来看,日本对中国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率为9.42%。其中,种植业类农产品的关税最高,为13.25%,而畜牧业类农产品关税税率排名第二,为12.73%。可以预测,在RCEP关税减让条款实施后,这两大类农产品的贸易规模将有更大幅度的突破。从进口额来看,2021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总额为10,513.33百万美元。其中种植业进口规模最大,为4,316.58百万美元。日本国内自然资源与劳动力匮乏,因此像种植业这类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依赖国外进口,中国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源与多样化的地貌环境,十分适合种植业的发展,再加上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使得中国出口的种植业类产品具备价格优势,虽然在产品质量上的竞争力较弱,但两国间距离带来的运输便利使得中国成为日本进口种植业类产品的主要选择之一。此外,水产业也贡献了2,486.25百万美元的进口额,在所有农产品分类中排名第二。最后,从进口额占比来看,日本对中国水产品和林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更高,比例分别为18.02%和14.66%。虽然日本四面环海,渔业资源丰富,但人口的老龄化导致现有渔业劳动力稀缺等[23],使得日本水产品产量和种类无法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引发了对该类产品大量的进口需求,具有丰富水产资源的中国是日本最大的水产品进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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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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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WITS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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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从日本进口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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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展示了2021年中国对日本进口农产品的关税税率、进口总额以及进口额占比。从关税税率来看,中国对日本农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率为9.71%,其中也是种植业类产品的关税税率最高,为13.73%,畜牧业与农副业类产品其次,税率分别为11.63%和11.29%。可以预测,当中国对日本进行关税减让后,种植业产品贸易规模将大幅扩大。从进口额来看,2021年中国从日本进口农产品共1,822.33百万美元,其中农副业贡献了最多的进口额,为705.88百万美元,种植业其次,贡献了441.50百万美元。中日这种农产品贸易结构,即中国对日出口大量种植业类初级产品,而日本对中出口大量农副业类产品等高技术加工品,与两国截然不同的资源禀赋相关。中国的优势在于农产资源与人力资源丰厚,但其现代化水平较低[24],日本的优势在于拥有较高的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加工生产水平。从进口额占比来看,中国的农副业与水产业类产品进口最为依赖日本,占比分别为3.93%和3.00%。中国消费者对鳗鱼、鲣鱼、秋鲑等水产品的需求日益提高,这些水生产品恰为日本出口优势产品,由此构成了中国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依赖。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出,除了上述分析中情况特殊的农副产品,大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率与进口额占比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日本从中国进口的情况相比,中国农产品从日本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例明显小于日本从中国进口农产品的比例,这说明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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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国从日本进口农产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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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WITS中的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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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模拟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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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贸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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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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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给出了短期与中期场景下日本进行关税减让对中国产生的贸易效应。结果显示,在短期场景下,降低关税后日本从中国的进口农产品总额增幅约为1.19%,增加额为925,735.82百万美元,产生362.15百万美元的贸易效应,其中包含290.73百万美元的贸易创造效应以及71.42百万美元的贸易创造效应。利于优化国内资源配置的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意味着日本减税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福利,同时,这也说明自由化带来的中日两国间的农产品贸易增长主要源于对贸易潜力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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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行业来看,初始税率最高的种植业在关税减让政策下,商品价格下降,使得市场竞争力增强,收获了最高的进口涨幅,为2.06%。与此同时,种植业为日本从中国进口规模最大的农产品行业,它也贡献了最多的总贸易效应(256.35百万美元)、贸易创造效应(215.88百万美元)以及贸易转移效应(40.47百万美元),这说明了RCEP关税减让政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区域内贸易成本的下降,引发成本节约效应,从而促进中国种植业生产成本的下降,行业内资源更有效配置,最终带来了更多的贸易创造效应。与此同时,价格下降也提升了种植业类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使得日本将部分原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额度转向从中国进口,带来了较多贸易转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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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短期场景相比,中期模拟场景下的贸易效应更加凸显。其中,农产品增长幅度由1.19%上升到2.39%,产生的总贸易效应上升到769.18百万美元。贸易转移效应也进一步上升,表明在RCEP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中国农产品将通过把节约的资源与成本投入本国农产品生产过程的优化中,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其他具体行业的贸易效应规律均与短期场景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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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模拟结果整理所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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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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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展示了短期与中期场景下中国减税对日本产生的贸易效应。在短期,中国降税后,从日本进口农产品的数额将增长0.34%,共产生206.80百万美元的贸易效应。其中,有26.89百万美元的进口额从其他国家转移至日本,该值同样小于同场景下贸易创造效应值(179.91百万美元),也说明自由化带来的中日两国间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对贸易潜力的挖掘。中期场景相比于短期场景,贸易效应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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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行业来看,原始税率最高、进口额基数第二大的种植业贡献了最多的总贸易效应,在短期为141.33百万美元,在中期为292.45百万美元。其中,大部分由贸易创造效应构成,在短期就产生了130.09百万美元,到中期增长到269.42百万美元,这充分说明对于日本种植业而言,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扩张主要源于因价格与成本的大幅下降而引发的大量市场需求,源于对自身种植业类产品市场潜力的开发。可见,对中日两国而言,种植业都是RCEP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政策中受益最大的类别。同时,中国从日本的进口额与占总进口额比重在2021年排在第一的农副业在关税减让后,产生了最多的贸易转移效应与第二多的总贸易效应。这是因为在日本颇高的农产品加工水平下,酒、杂项食品等农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突出,而中日间的关税减让使得这种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中国将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以增加从日本进口此类产品。此外,由于日本土地资源稀缺,畜牧业与林产业供给量难以满足减税带来的需求上涨,其中畜牧业进口增长幅度近乎为0,而林产业则贡献了最小的贸易效应,即短期0.27百万美元,中期0.69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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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福利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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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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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显示了短期与中期场景下中国减税对本国产生的福利效应。整体来看,在短期,中国对日本的平均关税率由12.72%降低到9.41%,而到中期降低到6.32%,基本为初始关税的一半,符合RCEP的减税进程。在关税收入方面,减税将带来不利的影响,在短期,农产品关税收入减少94.70百万美元,到中期,关税收入的减少额将进一步增加到210.08百万美元,表明关税减让后需求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小于关税下降带来的直接损失。同时,关税减让也能够使消费者剩余增加,所有类型农产品的消费者剩余均大于关税损失,所以将带来正向的福利变化。在短期,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贡献了27.61百万美元的社会福利,中期因自由化水平提高使社会福利增加到46.47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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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行业来看,在两个场景下,所有类型的农产品均呈现关税收入损失的状态,其中基础关税率颇高的农副业损失最大,在短期就损失了65.38百万美元。这可能是由于虽然基础税率高的行业降税幅度大,但是进口需求上升潜力小,最终导致需求上升带来的收入未能弥补大幅降税带来的损失。而基础关税率最高、贸易规模最大的种植业,其关税收入损失在短期仅为13.27百万美元,远远小于农副业。这是因为尽管其降税幅度也很大,但是在RCEP的关税削减下,需求涨幅带来的关税收入能够最大程度的弥补关税削减损失。不仅如此,种植业作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优势行业,其创造的社会福利也将非常可观,在短期就贡献了18.75百万美元,是所有类型农产品中福利效应最可观的一个。中期场景下具体行业的福利效应趋势与短期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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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对日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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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展示了短期与中期场景下,日本减税对本国产生的福利效应。从农业整体的角度来看,短期内对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关税率由7.03%下降到5.39%,关税收入损失115.86百万美元,远超过同场景下中国的关税收入损失,说明贸易自由化对日本收入结构冲击更大。此外,关税减让在短期内创造的福利效应为38.07百万美元,大于同场景下中国的福利增加,说明自由化对日本产生的福利效应更明显。在中期,所有效应将进一步扩大,税率降低到初始关税率的一半,即3.72%,关税收入损失增加到275.46百万美元,福利增加了66.69百万美元。消费者剩余由153.93百万美元增加到342.15百万美元,近乎二倍,说明贸易自由化越深入,其为日本创造的福利效应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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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行业来看,基础关税率最高的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降税幅度也最大。与中国不同,对日本而言,福利增长较多的产品多为关税收入下降明显的产品。比如,基础税率最高、进口规模较大的种植业在减税过程中创造了最大的福利效应,短期内为32.25百万美元。不过,其关税收入损失也是所有农产品中最突出的,短期内为50.49百万美元,到中期损失将上升到121.91百万美元。这表明日本对该类产品的进口需求并不会伴随关税的下降而出现明显提升,而价格却由于减税而大幅下降,导致出现大量关税收入损失。这可能也将成为阻碍日本积极推动减税政策实施的因素之一。此外,我们也注意到基础税率较高的畜牧业比进口基数更大的农副业的关税损失更大,符合上文针对中国福利效应产生原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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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日优势产品减税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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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中国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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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农产品中,种植业税率最高,出口规模也最大。水产业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中,占总进口值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对中国依赖程度最高的农产品类别。为了从更细分的产品层面观察RCEP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对种植业与水产业下属HS2分位产品在中日两国减税后受到的经济影响进行专门分析,结果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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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业中,第11类的麦芽、制粉工业产品等的进口增长幅度和总贸易效应均最大,并且其贡献了最多的福利变化。这是由于制粉工业在整个农产品加工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和加工国,其小麦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6%~18%。RCEP关税减让的实施会降低中国第11类产品的出口价格,从而提高日本对该类产品的需求数量,扩大其进口规模。在中期,该类产品依旧保持其主要贡献地位,显示其贸易存在大量可挖掘潜力。此外,与其他农产品不同,第24类的烟草等产品能够实现关税收入的正向增长。虽然其初始关税率较高,为23.84%,关税减让将使其进口价格大幅下跌,但由于该类产品本身价格较高,会引起进口较大幅度的增长,进口贸易规模的扩大能够弥补高降税幅度带来的收入损失。同时,第12类的油籽等产品在短期也能够实现关税收入的正向增长,可能是由于其基准税率不高,为3.05%,在RCEP下关税减让幅度小、关税收入损失也小,导致需求增长带来的收入增加远超过因关税减让带来的收入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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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产业类产品中,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类水产品的贸易效应相对较小,但关税收入降幅较大。腌制鱼等产品作为水产业中日本从中国进口额占比最高的产品,不仅贡献了最大的进口增长幅度、总贸易效应与福利增长,其关税收入还在降税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由此得出,RCEP关税减让不仅进一步提高了日本对中国该类产品进口的依赖程度,也能促进中国的福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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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日本的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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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而言,其因现代化生产流程而颇具竞争力的农副业类产品是向中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农产品,中国对日本农副产品进口存在着较高的依赖性。出于对本国产业的保护,种植业类产品是日本设置的关税率最高的农产品。在表6中展示了以上两类细分行业在减税模拟中将受到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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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种农副业类产品中,第22类的饮料与酒等产品贡献了最高的总贸易效应与进口增长率,说明这类初始贸易价格较高的产品受关税减让、进口价格降低的影响,需求大幅增加。但是,其自由化创造的福利效应却很少,在短期仅为0.30万美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削弱日本在RCEP中推进该类产品继续减税的动力。而第21类的杂项食品则与其相反,虽然贸易效应较小,进口增长幅度也有限,但该类产品本身成本低、利润大,通过贸易自由化为日本带来了更多的福利增加,因此预计其减税进程将被更积极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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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植业类产品中,第19类的谷物等产品受减税影响产生的总贸易效应最大,第11类的制粉工业产品等自由化创造的社会福利最高。说明对于日本而言,在RCEP减税政策实施的进程中,大力推进这两类产品的贸易发展与国内生产优化将为其会带来更多收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谷物等产品将面临进口竞争的压力。值得注意的是,RCEP关税削减对日本烟草类产品的贸易效应明显大于中国,日本烟草行业出口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将使中国烟草行业面临一定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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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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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述,考虑到SMART 局部均衡模型的模拟结果可能会受所采用参数的影响,因此,本文设置场景3-5对模拟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场景3中,我们考虑了违背供给曲线弹性无穷大假设,设置出口供给弹性为2,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在许多情况下,假设供给弹性有限,即外国价格可变可能更加现实。在场景4与场景5中,我们假设阿明顿弹性取值分别为3和6,其他参数同场景1一样。具体检验结果见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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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3下的结果显示,单独改变出口供给弹性会导致进口增长率、总贸易效应、关税收入和福利额发生改变,而消费者剩余变化不大。与场景1相比,中国在场景3下的总贸易效应和福利变化分别缩减了46.10%以及65.47%,日本分别削减了67.77%及65.97%。由此得出,更小的产品出口供给弹性会使得中日双方所能提供给对方的贸易农产品数量减少,因此贸易自由化对贸易双方所产生的正向经济效应也随之削弱。但无论这两个参数如何改变,对于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能够对中日两国在进口增长率、贸易效应和福利方面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两国关税收入产生消极影响的结论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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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改变阿明顿替代弹性(即场景4与场景5)时,在关税削减后,除了中国的关税收入随着阿明顿替代弹性值的增长而减少了2.00百万美元,双边其他的进口增长率、关税收入、消费者剩余以及福利效应都没有受到显著的影响。然而,两国的总贸易效应却随着阿明顿替代弹性的不同有很大变化。在场景4下,中日两国所产生的总贸易效应相较于场景1分别增加了19.48%和12.70%。而在场景5下,中日两国总贸易效应增加幅度分别为57.81%和37.39%。阿明顿替代弹性代表当不同市场产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进口国需求会发生的变化程度,这一结果表明当该弹性更高时,中日两国将有更多原本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被对方提供的产品所替代,随之带来更高的贸易转移效应,所以对于两国而言总贸易效应增幅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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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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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RCEP关税减让推进过程中给中日农产品贸易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基于2021年中日农产品贸易和关税数据,运用WITS-SMART模型模拟分析了RCEP下中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通过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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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规模大,在日本农产品市场中占据主要地位,出口产品以种植业、水产业、林产业类产品等初级加工品为主,农产品深加工不足。而日本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规模虽不及中国,但其出口的农产品主要以农副产品以及种植业中的烟草、淀粉等高级加工品为主,竞争力较强,利润收益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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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RCEP关税减让能够扩大中日间的农产品贸易规模,两国所有农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都大于贸易转移效应,并为两国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其中,两国种植业都将获得最大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中国农副业和日本种植业的关税收入下降尤其明显。随着RCEP下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其产生的贸易效应和福利效应也不断扩大。比较而言,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产生的贸易效应更大,对日本产生的福利效应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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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RCEP将提高中日两国优势产品的竞争力,利好中国麦芽、制粉工业产品等种植业类产品、腌制鱼等水产业类产品的发展,促进其生产规模扩张,有助于巩固中日之间的供应链分工合作。同时,RCEP也是把双刃剑,中国种植业中的谷物等第19类产品、烟草等第24类产品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受到日本同行业的明显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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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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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推动RCEP高质量实施,实现中日互利共赢。RCEP的生效,既是宝贵的机遇,带来可观的经济效应,也有难免的挑战,重塑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只有熟悉规则,才能更好的利用规则,进而更快把挑战转化为机遇。首先,通过多种方式,持续加大对地方、行业和企业的宣传培训,指导地方和企业熟知RCEP的关税优惠承诺,全面掌握并用好协定规则。其次,以RCEP为契机,持续寻找中日利益契合点,深化互利共赢理念,开展区域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合作,探索更高水平的农产品贸易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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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利用RCEP红利,优化区域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对于中国的优势农产品和RCEP下的利好行业,在抓住发展机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对日出口以释放贸易潜力的同时,要完善现有的生产分工体系,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链价值跃升。对于RCEP下受到进口冲击的谷物、烟草等产品,一方面,扩大对日本优质产品的进口,拓宽国内消费者的选择,促进中日生产分工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探索全产业链提高产品品质的路径,以特色产品拓展市场空间,带动整个产业链形成新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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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保护消费者权益,增进社会福利。RCEP促进中国对日本农产品进口加速增长,有助于中国消费者剩余和社会净福利的增加。为使国内消费者得到实在的利益,在扩大农产品进口规模的同时,一方面,需完善国际农业市场监测体系,促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加大对进口农产品的质量监督与抽检力度,保障产品安全;另一方面,要完善农产品进口支撑服务体系,提高跨境生鲜供应全链条整体服务能力,建立健全高效的仓储和物流体系,优化进口产品销售渠道,降低产品流通成本,保障产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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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瑞士公式又叫“非线性瑞士公式”,计算公式为:z=ax/(a+x),z为减让后关税,x为减让前关税,a为减让系数,瑞士公式结合了线性减税公式和协调减税公式,使得高关税国家的减税幅度大于低关税国家的减税幅度,具有一定补偿性,有助于缩小不同国家税率间的差异。高关税产品的降幅也远高于低关税产品的降幅,减让系数越低,关税削减幅度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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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税率以HS2分位下的商品关税率为基础,根据进口额进行加权平均,汇总得到畜牧业、林产业、农副业、水产业以及种植业五大类农产品关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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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单一市场局部均衡分析模型(WITS-SMART),模拟了RCEP下中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中日两国所有农产品的贸易创造效应均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且随着降税幅度的加大,贸易效应显著提升,其中种植业降税给两国创造的贸易效应最突出;虽然中日两国关税收入会下降,但整体福利均将获得提升,且两国均是种植业降税的福利效应最大,随着减税力度的加大,福利效应进一步扩大;中日两国优势农产品均在关税减让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中国的麦芽等种植业产品和腌制鱼等水产品降税的贸易效应与福利效应均比较突出,但谷物、烟草等种植业产品将面临竞争压力。研究为更好把握 RCEP下中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机遇及积极应对产生的挑战提供了参考。
Abstract
This paper simulate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nder RCEP,using the single market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tical model (WITS-SMAR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rade creation effects of all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utweigh the trade transfer effects, and an increase in tariff reduc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rade effects; although tariff revenues for China and Japan will be declined, the overall welfare of both countries will be improved, particularly with the largest welfare effects stemming from reduced tariffs in the cultivation sector. As the degree of tariff reduction intensifies, welfare effects expand; the advantageous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both countries gain more opportunities through tariff reductions, with notabl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bserved for Chinese products such as malt and pickled fish, while cereal and tobacco products face increased competitive pressure. This research can serve as policy references for better addressing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agricultural trade liberaliz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nder RCEP.
关键词
RCEP ; 中日农产品 ; WITS-SMART模型 ; 福利效应 ; 贸易效应
Keywords
RCEP ; China-Japan agri-products ; WITS-SMART model ; welfare effect ; trade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