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的消费效应
-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出发,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加快构建以“培育新消费场景、促进消费扩容升级”为重点的新发展格局。2022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632元,增速2.5%,高于同期城镇增速4.2个百分点;2023年上半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达3万亿元,增速约为8.4%,高于同期城镇增速0.3个百分点 ①。农村消费增长快、潜力大的特征十分明显,积极释放农村消费动力已经成为国家“三农”工作的重心之一。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对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释放农村内需潜能作出了具体规划;2023年8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县域商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提出要建立县域统筹的农村商业体系,有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提升农民消费信心。农村消费不断扩容升级,是畅通工农城乡循环的内在要求,更是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实施使农民收入来源不断拓宽,整体性收入不断提高[1],农村居民家庭财富水平有了大幅提升,农村家庭的投资观念较之过去也有了巨大的变化[2],农村家庭开始参与金融市场,家庭资产组合结构趋向多元化,由原来的现金、存款等传统的无风险资产向股票、基金,甚至是期货、期权等高风险衍生品转移。基于此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对居民消费动力释放有何影响值得深入探究。
-
相关文献主要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从家庭内部来看,成员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投资经验[3]、身份[4]、金融知识储备[5]、互联网使用[6]、社会资本[7]以及家庭结构[8]等都会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从外部环境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9]和金融市场可及性[10]是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二是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和消费的影响。从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的影响来看,正规与非正规金融的可得性均对农户创业有正向影响[11],但信贷可得性依然是制约贫困地区农户创业的重点因素[12],信贷支持能够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扩大经营面积以及获取技术优势来促进农户创业[13]。此外,金融科技进步也显著促进了农户机会型创业[14]。从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首先,农村金融集聚显著促进了农民消费,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15],但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对低收入农民的消费影响更大[16]。其次,金融素养显著降低了农户消费不平等,对生活性消费不平等的抑制作用更大[17]。最后,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18],以弱势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农村消费增长[19],缩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20]。
-
从文献梳理中可以看出,既有研究围绕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金融对农村居民创业和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讨论,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在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农村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较大的延伸,农村家庭在金融资产配置上的选择日益多样化。同时农村地区消费潜能巨大,是未来中国扩内需促消费工作的关键一环,但既有研究缺乏关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研究。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第一,从理论上分析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关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和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范畴;第二,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数据,实证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之间的关系,并考察农村创业就业的作用机制,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第三,基于农村家庭的内部特征和所处外部环境差异,探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研究可以为推动农村金融发展、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提供理论依据。
-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一)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金融网点普遍存在规模小、数量少、布局分散等特征,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渠道匮乏,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比例较少。近年来随着农村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与金融科技的快速进步,农村居民获得了多元化的金融接触渠道与便利,从而更能享受到金融发展带来的红利,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也实现了稳步上升。
-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动,也体现了农村居民投资观念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了影响。首先,农村金融机构的普及和普惠金融的发展有效缓解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21]。长期以来,由于地理位置不佳、经济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供给普遍不足,导致农村金融排斥现象较为突出。近年来,随着农村商业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和互联网的加速普及以及国家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力度的持续加大,以往农村金融排斥现象也得到了较大改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2年末,中国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农村金融机构3800余家,各类银行业机构涉农贷款总量近49.3万亿元,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成效提升显著。除此之外,农村资产确权与定价制度的完善进也一步打通了农村居民将普通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的通道,开发了农村家庭资产的金融属性,这不仅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金融资产持有量,优化了农村家庭资产结构,为农村居民带来了额外的非农收入,使农村居民减少了预防性动机的货币持有量,还有效增强了农村居民对消费的意愿和信心,进而推动农村居民将这部分收入转化为消费支出。
-
其次,多元化的金融理财产品和服务不仅根据农村居民不同的消费需求提供了各种模式的消费金融产品,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理念的转化,还在潜移默化中丰富了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提高了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有效丰富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种类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村居民对此的可及性,通过增加接触和消费不同种类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频率,农村居民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金融风险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体验,这种对金融认识的提高将有助于农村居民提升自身金融素养,转变消费理念,提升消费质量,进而在整体上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起到充分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作用。
-
最后,支付技术的升级和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使金融资产转变为消费更加快捷和方便。一方面,数字金融依托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显著拓宽了资金流动渠道、提高了资金流动效率,使得资金的流动更加畅通和高效。支付技术的升级和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得资金的转移通过智能手机便可完成,极大地方便了用户进行消费和投资,用户可以选择将资金存放于零钱通、余额宝以及活期基金、债券等储蓄和投资性金融产品中,在有消费需求时进行提取或支付,不仅满足了用户线上支付的需求还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家庭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与此同时,数字平台和现代物流颠覆了以往线下交易模式,用户足不出户即可完成钱货两清的交易行为,此外物流配送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快递点数量的持续增加使得广大农村快递物流更加便捷,数据显示,中国2021年“快递进村”比例超过80% ①,农村物资匮乏、“有钱无货”的现象得到有效改善。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催生出直播带货、软件直销、农村电商等新型经营方式,在突破传统经营模式受限于地理隔离的缺陷的同时丰富了经营产品种类,扩大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视野,激活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欲望,有效启动和扩大了农村消费市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1。
-
H1: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
(二) 农村创业就业促进的中介作用
-
首先,农村创业和就业情况与农村消费水平密切相关[23],创业和就业是农村居民提升收入、增加消费支出的重要渠道,因而影响其消费动力和消费水平。一方面,农村创业和就业是农民提升收入水平的直接渠道,与以前较为单一的务农收入相比,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创业等多元化收入渠道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增加了收入多样性,特别在大力支持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背景下,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农业生产技术含量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工商业有了更好的发展,农村居民有了就近创业就业的机会,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也在不断上升,农村居民整体可支配收入有了大幅提升,从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2年的7917元上升至2022年的20133元,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居民消费,提升了对农村消费增长的贡献率[24]。另一方面,农村就业和创业所带来的收入增加效应和收入多元化效应也增强了农民和农户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这种抗风险能力的提升使得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质量得到提升,也有助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
其次,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创业具有促进作用,家庭金融资产水平较高的农户创业的可能性更高[25]。创业是一项资金投入大、风险性高的活动,农村创业尤为如此。从外部看,农村创业氛围、产业集中优势和农民创业的抗挫折性较差,且农业自然、市场和技术环境不确定性高;从内部看,农民创业者资源约束性较高且创业能力相对较差,内外双重不利因素显著抬升了农民创业的失败率[26]。刘志阳等的研究指出,返乡农民创业者的创业退出率高达90%以上,足可见农村创业之艰辛[27]。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对农村创业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家庭金融资产是家庭财富构成的一部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越高,反映出农村居民财富水平越高,从而能够为农村创业活动提供相对充足的资金,并提高农民在创业活动中的风险承受能力。另一方面,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金融资产水平较高的农村家庭往往具有较高的金融素养,因此更有可能凭借既有的资产获得更多的金融资源,进而帮助农民缓解创业活动过程中的资金约束,促进农村的创业活动。
-
最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就业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家庭金融资产水平较高的农户的就业情况相对更加稳定,这是因为只有存在固定且稳健的收入来源,农村家庭才会选择将更多的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因此家庭金融资产水平和就业质量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而与之相反的是,家庭金融资产水平较低的农户由于其在收入稳定性较差的同时又受制于金融资产的风险性特征因而难以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此外家庭金融资产水平较高的农户也可以通过抵押、租赁、产权交易等多种方式将金融资产转化为生产生活资料,从而改善和促进农户就业,进而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再积累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金融资产天然具有的各种风险特征也会促使农村居民选择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就业和工作方式,以期现实利用收入的稳定性来应对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随着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续积累,农民的就业情况也会逐渐提高,因此,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将会对农村就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H2。
-
H2: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通过促进农村创业就业进而推动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
三、 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
1 . 基准回归模型
-
为探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本文借鉴王奕霏等的做法[28],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
式(1)中,Coni表示第i个农村家庭的消费总支出,Fini表示第i个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持有量。Control为控制变量,α0、α1、α2为待估参数,ε为模型中的随机误差项。
-
2 . 中介效应模型
-
为探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的研究[29],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
式(2)、式(3)中,Med为中介变量,表示农村创业和农村就业,其余符号与式(1)相同。式(2)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式(3)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与中介变量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共同影响。
-
(二) 变量选取
-
1 . 被解释变量
-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消费(Con),借鉴王小华等的研究[18],以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总额衡量农村居民消费。在进一步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中,首先,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方式将消费支出分为食品、衣物、居住、生活、医疗、交通、教育、其他八大类消费。其次,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食品、衣物、居住)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生活、交通、教育、医疗、其他)两类。消费支出均做对数化处理。
-
2 . 核心解释变量
-
本文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Fin),以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总额)衡量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同时,参考尹志超等人的分类框架[30],本文深入细化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构成,将其明确区分为风险性金融资产(R-fin)与非风险性金融资产(Nr-fin)两大类别①。金融资产积累均做对数化处理。
-
3 . 中介变量
-
本文中介变量为农村创业和农村就业。以农民创业和就业情况分别衡量农村创业和农村就业,农民创业(Ent)使用农民创业次数衡量,包括从事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微商、代购、经营公司企业等创业经历,如果受访者有过前述一项或多项经历,则根据经历次数计数。农民就业(Emp)使用“家庭是否从事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包括个体户、租赁、运输、网店、经营企业等,但不包括家务劳动和义务的志愿劳动”,如果受访者符合上述某一项情况,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
-
4 . 控制变量
-
参照张勋等的研究[31],本文控制了户主、家庭和地区三个层面可能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变量。户主层面的变量为:文化(Cul),以户主受教育年限测度;年龄(Age),以户主年龄测度;性别(Sex),以户主性别测度,男赋值为1,否则为0;身份(Ide),以户主政治面貌测度,党员赋值为1,否则为0;婚姻(Mar),以户主婚姻状况来测度,已婚赋值为1,否则为0;养老保险参与(Ret),以户主是否购买养老保险测度,是赋值为1,否则为0;医疗保险参与(Hos),以户主是否购买医疗保险来测度,是赋值为1,否则为0;身体情况(Phy),以户主身体状况来测度,非常好=5,好=4,一般=3,不好=2,非常不好=1;风险态度(Inv),以户主风险偏好来测度,风险保守=3,风险中立=2,风险偏好=1;家庭层面的变量为:家庭规模(Fam),以家庭成员人数测度;总收入(Inc),以家庭总收入来测度;非金融资产(Non-fin),以家庭非金融资产总额测度;地区层面的变量为:人均GDP(Per-gdp),以人均生产总值测度。控制变量中以金额为单位的变量均作对数化处理。
-
(三)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②。CHFS2019调查区域覆盖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43个县(区、县级市),共计34643户家庭、107008个家庭成员的信息。调查内容包括家庭信息、金融资产状况、收支与消费情况等。本文研究仅保留了农村家庭受访者样本,经过整理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2306个。地区层面数据来自于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③。各变量名称符号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
续表
-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第(1)列可以看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的回归系数在没有添加控制变量时显著为正,且在添加控制变量之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的回归系数在第(2)列中进一步提高,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表2第(3)列、第(4)列分别为无风险金融资产变化、风险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无论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还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均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综上,假说H1得证。实践也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通过提高农村居民非农收入、为农村居民消费提供便利进而释放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从第(4)列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户主文化水平、身份、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规模、总收入、非金融资产等都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重要因素。
-
注: 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进一步分析,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来探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不同消费水平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①,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在10%、50%和90%三个分位点上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2、0.123和0.136,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消费水平较高居民的消费动力释放作用更大。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农村低消费群体倾向于选择低风险金融资产作为参与金融市场的主要方式,因此低风险金融资产积累主要促进了低消费群体的消费动力和意愿;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风险高,持有者多为财富水平相对较高的居民,同时风险金融资产也带来了更高的投资收益,因此风险金融资产积累主要促进了高消费群体的消费动力和意愿。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 替换被解释变量
-
前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总额,现替换为农村家庭人均消费额,分别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再次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30、0.012和0.023,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前述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研究结论稳健。
-
2 . 考虑内生性问题
-
鉴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可能受到诸如民俗文化、地域环境、个人习惯等不易直接量化的因素的潜在影响,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之间,可能隐含着一种非直观的逆向因果联系,因此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处理,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同县除本家庭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平均水平”“同县除本家庭外农村家庭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平均水平”“同县除本家庭外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平均水平”分别作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的工具变量。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73、0.328和0.276,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前述研究结论可靠。
-
3 . 变量缩尾处理
-
本文对连续变量均进行1%的缩尾处理,再次回归检验验证基准回归的可靠性,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3、0.009和0.024,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前述研究结论可靠。
-
(三) 机制分析
-
本文基于式(2)和式(3),对农村创业就业的作用机制进行了验证。表3和表4分别报告了农村创业与农村就业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从表3和表4的第(1)列、第(3)列、第(5)列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创业就业的影响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均有助于促进农村创业就业。表3和表4的第(2)列、第(4)列、第(6)列结果显示,农村创业就业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农村创业就业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同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的回归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系数数值相比基准回归结果有所降低,表明农村创业就业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无风险金融资产积累、风险金融资产积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综上所述,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通过促进农村创业就业,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假说H2得证。
-
注: 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注: 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五、 进一步分析
-
(一)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
-
1 . 八大消费支出
-
表5汇报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八大消费支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衣物消费、居住消费、生活消费、交通消费及教育消费,其中食品消费的系数相对最小,为0.106。侧面反映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因为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减少了在食品上的消费支出,相对地,在衣物、生活、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增加了。表5第(5)列的结果显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医疗消费支出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居民用于医疗消费的支出主要源于对疾病的治疗,当疾病痊愈后,农村居民会立刻停止医疗的支出费用。
-
注: 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2 . 两类消费支出
-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两类消费支出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其中发展型消费的系数为0.158,大于生存型消费的回归系数0.124,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动力释放的促进作用更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每增加1个单位,农村居民发展型消费支出就会增加0.158个单位。原因可能在于,农村金融与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丰富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视野和观念,主要体现在发展型消费方面。
-
(二) 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异质性分析
-
1 . 地理区位差异
-
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经济发展、制度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水平也参差不齐,从而可能会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农村家庭所属省份划分为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6汇报了地理区位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四个样本地区中,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均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东部地区的系数最高,中部地区的系数最小,说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最强,中部地区最弱。原因可能在于,中部地区由于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导致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在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优势较弱,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依然较大,不利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
2 . 城市等级差异
-
不同城市行政级别、人口数量、城市规模、GDP、科技教育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同城市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也存在差异。本文将样本分为一线/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及以下城市三组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7汇报了城市等级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在不同等级的城市中,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其中二线城市的样本估计系数最高,表明二线城市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更能刺激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而一线/新一线城市的样本估计系数最低,表明一线/新一线城市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作用最弱。原因可能在于,一线/新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通常较高,即使一线/新一线城市的农村家庭积累了一定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主要用于应对高昂的居住和生活费用,而不是用于消费升级。相比之下,二线城市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更容易转化为消费增长。
-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3 . 性别差异
-
已有研究表明,男性与女性在思维模式、消费观念、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男性与女性的消费行为[32-33]。为了探讨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如何针对不同性别的户主影响其动力释放,本文在模型中融入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与户主性别的交互项,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参见表8的第(1)列。结果显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累积对消费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且这一效应在统计上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进一步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相较于男性户主家庭而言,女性户主家庭在金融资产增长时展现出更强的消费动力释放倾向。
-
4 . 文化水平差异
-
为检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不同文化水平家庭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本文将户主文化水平高于平均文化水平的样本作为高文化水平组,低于平均文化水平的样本作为低文化水平组,以低文化水平组为参照,加入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与高文化水平组的交乘项重新回归,回归结果如表8第(2)列所示。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系数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交乘项系数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为正,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促进作用在高文化水平的家庭中更明显。原因可能在于,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家庭,其金融知识和金融素养也会更加丰富,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和资产结构的优化也会更加积极,对现期消费和预期消费更有信心,从而有助于促进消费动力的释放。
-
5 . 收入水平差异
-
绝对收入假说主张当前消费紧密关联于收入变动,且相较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面临更为严峻的财务限制。为深入探究这一现象,本文依据家庭收入是否超过平均水平,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并以低收入组作为基准构建虚拟变量,通过引入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与高收入组的交互项,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列示在表8的第(3)列中。无论收入层次的高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均显著促进了消费,此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得到验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交互项系数同样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且为正值,表明在金融资产积累促进消费动力释放方面,高收入家庭相较于低收入家庭展现出了更为显著的优势。原因可能在于,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数量也会更多,金融资产的变动对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更为明显。
-
注:①*、**、***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②括号中的数值是稳健标准误。
-
六、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战略基点放在扩大内需上,对促进农村消费迈上新台阶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其次以CHFS2019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佐证了结论的可靠性。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路径机制在于促进农村创业就业。进一步分析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八大消费支出和两类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促进了食品、衣物、居住、生活、交通、教育方面的消费,对发展型消费动力释放的促进作用更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城市存在异质性,因不同户主性别、文化以及家庭收入水平而存在异质性。
-
本文研究结论蕴含的政策含义如下:第一,持续优化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结构。有效利用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及保险市场等多元金融平台的功能性,构建和完善多层次的资金供给网络,以丰富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获取渠道。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提升金融产品对农业产业及农村居民的适应性,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结合的金融产品,推出更多免抵押、免担保、低利率、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产品,大力发展兼具政策性和金融性的金融产品,撬动更多商业资金进入农村,提高各类金融资源与相关政策的统筹联动,充分发掘其促进金融资源流入农村家庭的纽带作用,更好满足农业农村地区新的金融需求。普及农村基层金融知识教育培训,培养和引进一批下沉农村的金融人才队伍,加强金融知识宣传和金融知识培训,提高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和金融意识,从而激励农村居民灵活配置资金,优化金融投资行为和重视金融安全问题。第二,金融机构要根据农村创业就业需求提供定制化、综合性的金融服务。落实金融贷款支持,开展助农金融服务,通过贷款贴息促进农村地区创业就业增收。培育小额信贷、保险和储蓄相结合的金融创新机制,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资产结构,降低农村地区创业就业融资成本,提升农村地区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多元化金融需求。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业务的数字金融服务,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和可获得性,提供更多信贷便利,提高农村地区创业就业积极性。第三,着力实现金融服务与农村生产要素融合,激活农村潜在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金融机构要加快布局农村地区消费金融,聚焦农村消费薄弱环节,完善农村金融资源流通与增加农村消费金融市场优质供给,大力畅通下沉和上行双通道,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需求。提升农村消费金融风险监管水平,营造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释放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金融机构要依托数字化手段,推动数字化向消费场景的渗透,注重把握关键行业的场景特点,以不同的数字产品满足用户多元消费需求,延伸业务覆盖深度和广度,提升用户体验,降低消费信贷成本,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
-
①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
① 数据来源于 2022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议报告[22]。
-
① 风险性金融资产涵盖诸如基金、股票、金融债券、企业债券、金融理财产品、互联网理财产品、贵金属投资、金融衍生品以及非本币资产等具有较高市场波动性和潜在收益风险的投资品种。非风险性金融资产则主要包括现金、定期存款、活期存款、股票账户中的未投资现金以及被视为无信用风险的政府债券等。
-
② CHFS调查自2011年以来已成功实施7轮次,并公开了2011、2013、2015、2017、2019和2021年六轮调查数据。囿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指标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2019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
③ 由于CHFS数据中家庭资产和收入水平为调查年份上一年度情况,本文采用2018年地区层面数据进行匹配。
-
① 囿于篇幅,省略分位数回归结果、稳健性检验结果以及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两类消费支出的回归结果,备索。
-
参考文献
-
[1] 彭海红.中国农村改革40年的基本经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8(10):107-118.
-
[2] 麻国庆.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J].人口研究,2023(1):43-57.
-
[3] 卢亚娟,张菁晶.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8(5):98-106.
-
[4] 陈虹宇,周倬君.乡村政治精英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21(3):105-120.
-
[5] LU X,XIAO J,WU Y.Financial literacy and household asset allocation:Evidence from micro‐data in China[J].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2021,55(4):1464-1488.
-
[6] 喻言,徐鑫.互联网使用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风险偏好的调节作用[J].调研世界,2022(7):54-64.
-
[7] 付琼,马澜芯,胡江林.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J].经济纵横,2022(7):118-128.
-
[8] 卢亚娟,孟丹丹,刘澍.农村家庭结构对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分析[J].财贸研究,2019(6):61-73.
-
[9] 周雨晴,何广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J].当代经济科学,2020(3):92-105.
-
[10] 解垩.农村家庭的资产与贫困陷阱[J].中国人口科学,2014(6):71-83.
-
[11] 项质略,张德元.金融可得性与异质性农户创业[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80-90.
-
[12] 何广文,刘甜.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改革,2019(9):73-82.
-
[13] 刘聪,钱龙.信贷支持对农户农业创业的影响[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5):100-113.
-
[14] 齐乐,陶建平,刘苇,等.金融科技进步与农户机会型创业动机:抑制还是促进[J].农业技术经济,2022(11):112-130.
-
[15] 董秀良,刘佳宁,王轶群.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2):64-83.
-
[16] 刘艳华.农业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效应: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阐释[J].农业经济问题,2016(7):98-105.
-
[17] 王慧玲,杨少雄,孔荣.金融素养降低农户消费不平等了吗?——基于金融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76-84.
-
[18] 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11):21-39.
-
[19] 黎翠梅,周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J].经济地理,2021(12):177-186.
-
[20] 王奕霏,杨卫东,王海南.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消费差距的理论逻辑和优化路径[J].农村经济,2023(8):98-105.
-
[21] 李涛,徐翔,孙硕.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J].金融研究,2016(4):1-16.
-
[22] 吉蕾蕾.“村村通快递”年内基本实现[N].经济日报,2022-01-03(6).
-
[23] 魏滨辉,罗明忠,夏海龙,等.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J].南方经济,2023(10):145-160.
-
[24] 温涛,田纪华,王小华.农民收入结构对消费结构的总体影响与区域差异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3(3):42-52.
-
[25] 张龙耀,张海宁.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中国的城乡差异[J].金融研究,2013(9):123-135.
-
[26] 何孟臻.农民创业失败的原因和影响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3(17):226-228+261.
-
[27] 刘志阳,刘小童,刘姿含.抑郁是否影响创业退出——来自中国农民创业者的微观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2(1):92-106.
-
[28] 王奕霏,庞晓鹏,王海南.数字化支付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31-41.
-
[29]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30] 尹志超,吴雨,甘犁.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J].经济研究,2015(3):87-99.
-
[31] 张勋,杨桐,汪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0(11):48-63.
-
[32] 王星,张金清.中国居民性别差异对消费信贷盈利贡献的实证测度:来自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的证据[J].中国管理科学,2022(7):221-230.
-
[33] 黄炜,任昶宇,周羿.退休制度、劳动供给与收入消费动态[J].经济研究,2023,58(1):141-157.
-
摘要
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农村家庭金融资产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佐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机制检验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通过促进农村创业就业推动了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消费结构方面,相较于医疗消费和其他消费支出,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显著促进了食品、衣物、居住、生活、交通和教育方面的消费支出;相较于生存型消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更有利于释放发展型消费动力。在异质性方面,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农村居民消费动力的释放效应在东部地区、二线城市中更为明显,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对户主为女性、高文化水平、高收入水平的家庭消费动力释放作用更强。
Abstract
Based on the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data,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releas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hanges in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s on the consumption motiv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in household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release of consumption motivation among rural residents, and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ppor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has promoted the release of consumption motivation by promoting rural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ment.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terms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mpared to medical and other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in rural household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 on food, clothing, housing, life, transportation, and education; Compared to survival oriented consumption, the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assets is more conducive to unleash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oriented consumption. In terms of heterogeneity, the release effect of rural household financial asset accumulation on the consumption moti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second tier cities. The release effect is higher in households with female heads, high cultural level, and high income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