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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媒介变革视野下的城乡关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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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表示,“21世纪影响世界经济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当今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城市化与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交叉融合,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数字信息技术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互促共进,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带来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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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指出,中国基层社会是乡土性的,在“熟人社会”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不需要依赖文字来满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沟通和交流的需要[1]。在传统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依赖着身体的在场、交往的在场和共同生活的在场,身体不间断或持续在场,构成日常化生活信息互动和亲密情感关系的重要方式[2]。在乡土社会性质尚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满足熟人社会中人们日常交往的需要,城乡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与网络社会的崛起,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信息流动加速,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性质因为人口流动而逐渐消解,乡土社会加速向城乡社会转型,城乡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往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数字时代的来临,空间日益被媒介的力量重塑,人口、物质、符号的流动愈发频繁地跨越城乡界限,生活方式与文化特质在城乡社会空间中重新分配与组合[3]。在人口城乡流动和数字媒介连接机制下,城乡边界变得日渐模糊,乡村地方社会“小传统”与现代社会“大传统”联系日益紧密,形成城乡社会生活与文化复杂交融状态,构建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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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数字信息技术革命的叠加,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空压缩性与流动性特征,农民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与日常生活中城乡紧密连接,是中国式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转型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农民既是城乡之间流动的主体,也是沟通城乡的桥梁。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它打破了传统日常生活中时空与地域固定对称的一致性,促使人们从基于地域性的紧密互动关联,转变为跨越时空界限,充满不确定性的广泛连接 [4]。在流动性的城乡社会,乡村社会共同在场的面对面交流逐渐难以维系,城乡社会中流动的农民对城乡之间的连接与沟通需求增强。与此同时,媒介变革及其与社会生活的深度融合,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影响,生成了一个全新环境[5]。数字信息技术发展进步和新媒体的普及应用,为城乡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媒介化路径,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之间的信息传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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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社会层面看,城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往往与沟通不畅有关。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需要反思重连接而轻沟通,甚至有连接而无沟通的“技术中心主义”理念。媒介技术、人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必须回归到人的主体性实践中。缺乏人的主体行动的城乡关系,即便现代媒介极大提升信息传递的便捷性,城乡之间交流的鸿沟依然无法回避。媒介变革给交流带来的是桥梁还是鸿沟,能否化解城乡之间因缺乏主体性而带来的“交流的无奈”,需要在推进中国式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中不断反思。在流动性与媒介变革的社会环境中,如何处理人、媒介与社会的复杂共生关系,发挥数字媒介赋能作用,重建城乡之间的信息传递、社会交往、日常生活与意义再生产秩序,成为考察中国式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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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时代城乡关系的可沟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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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播研究视野下的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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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在传播研究领域,发展传播学是认识和解决城乡关系问题的重要知识资源。在西方发展传播学传统与现代关系研究范式下,媒体和大众传播以其信息传播扩散和教育功能,推动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6]。乡村与都市、落后与进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框架和发展主义逻辑,将农村和农民看作被改造的对象,而忽视内在主体性[7]。发展传播学以发展问题为中心,在传播与乡村发展这一核心议题下,将农村看作城乡二元关系中的抽象存在。城市和现代媒介技术是现代性力量的代表,而农村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是被现代化改造的对象。在城乡关系中,由于我国城乡之间知识和信息分布不均衡,需要通过大众传媒的城乡均衡发展促成知识和信息的城乡均衡分布[8]。媒体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工具,要充分利用大众媒体来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比如传播促进城市化、提升农民素质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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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播学关于城乡关系的研究,总体上并没有突破发展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对农村和农民主体地位和内在主体实践的关注不足。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乡村传播研究学者,强调城乡关系视野的重要性,主张将城乡关系视角纳入乡村传播研究中[10]。乡村传播学从行动研究视角出发,将大众媒介的功能与信息弱势群体的权利和角色定位结合起来,努力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理想沟通状态[11]。乡村传播研究植根乡土中国,对话城乡关系[12],探索突破发展主义的乡村传播研究新范式。在媒介人类学研究路径下,研究者从具体传播实践领域,关注媒介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问题,逐渐从宏观的乡村发展转向微观的乡村日常生活。如微信等新媒体连接城市流动农民工与乡村社会[13],助力乡村振兴[14],推动乡村社会“重新部落化”[15]。关于媒介赋权与减权的探讨,相关研究指出,新媒介技术并不能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在数字鸿沟、城市话语霸权和技术资本主义等多重压力之下,代表赋权希望的新媒介很难突破现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格局[16]。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信息技术占有和使用沿袭的地区和城乡差距,数字鸿沟及其所嵌入的各类不平等权力结构,还在强化城乡差距[17]。也有研究者认为,现代传播媒介将城市性和乡村性纳入流动化网络情景之中,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和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现代性路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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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字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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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乡关系研究中,探讨的往往是城乡社会结构、乡村发展等问题。长期以来,城市传播、乡村传播一直附着明显的隔离主义的城乡观,在二元对立的城乡观之下,城乡传播关系被视为在城市中或者在乡村中的传播[3],城乡之间的连接与沟通往往被忽视。在媒介变革和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城乡日常生活中的连接与交往日益紧密,需要从行动主体的媒介实践,挖掘城乡之间连接与沟通的多样性和丰富内涵,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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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和城市是一定地域内共同存在的两个实体,二者相成相克,借助各种媒介得以实现城乡连接。传统时期,城与乡之间虽然存在二元结构,但是大量在农村保留原籍、在市镇和都市安家的知识分子和官吏,实际上发挥了连接城乡的作用[19]。都市与农村始终保持着紧密相连的对应关系,共同推动着彼此的发展,城乡之间保持一种“交流平衡”[20]。但是在传统社会,交通网络不发达,靠双脚作为媒介,在步行可及的范围,农民将自己勾连在更大的城乡网络之上[21]。媒介既是建立城乡连接的桥梁,同时媒介形式也制约着城乡之间的交往形式和关系密度。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城乡交通不便和通讯条件的匮乏,城乡连接的地域相对狭窄,社会文化交往的密度也受到了显著限制。这种时空上的区隔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日常生活中沟通不畅的困境。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交往是在特定的地域中发生的,“空间和地点总是一致的”,而现代流动社会是一个与传统在场社会不同的“缺场”社会,社会生活超越地域限制,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关联中“脱域”出来,转化为对不确定的穿越时空的关联[4]。现代社会“围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随着“流动空间”的构建和网络社会的崛起[22],城乡之间的连接越来越依赖于数字媒介的支持。在当今高度流动的城乡社会和互联互通的媒介化社会中,城乡之间的张力甚至冲突,往往源于沟通障碍[9]。媒介化社会与数字传播时代,应当摒弃城乡对立的观念,将城乡关系形态及其未来发展趋势,置于一个可沟通的城乡互动关系结构之中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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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通性”源于“可沟通城市”概念,内涵是“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即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23]。研究者结合国内研究现状提出了如何处理城市与社区、乡村以及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城市可沟通性议题。将“可沟通性”扩展到信息技术用于传递信息、人际交往和空间实践、文化融合与虚实空间互动等广泛的维度[24]。“可沟通性”作为具有普通适用性的理论概念,其应用范围远不止于城市传播领域,它被广泛应用于探讨乡村内部城乡之间以及历史与当下的可沟通问题[25]。面对城乡之间因为沟通不畅带来的诸多矛盾,数字时代的城乡传播关系应超越媒介中心和技术中心逻辑,打破隔离主义的城乡观。连接城乡的传播形态,从流动、连接和关系的视角来审视城市与乡村,关注城乡之间的流动传播网络,以及城乡连接与沟通的多样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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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沟通交流的介质,现代数字媒介具有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连接功能,使城乡关系被纳入广泛的交流系统而得以被重新审视。既有的城乡二元关系研究框架,已然无法解释流动性、互联互通的城乡复合交往实践景观[18]。“沟通”作为各类主体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的传播实践活动,建立在具体的信息交流网络、关系网络和意义网络之上,沟通关系与具体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紧密勾连,依赖于日常生活的信息传播与交往实践。城乡之间的连接和沟通,是基于主体行动的人、媒介与城乡社会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具有实践性和动态性特征,需要超越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以及媒介中心主义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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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文借鉴与扩展“可沟通性”理论视角,立足城乡社会生活情境,回归以农民为主体的日常生活中的媒介实践,构建“人——技术——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探讨行动主体、媒介技术与城乡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一方面,数字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打破城乡二元区隔的时空关系结构,为城乡之间的信息流通提供了传播基础设施支撑;另一方面,在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深入发展过程中,数字媒介赋能与城乡之间频繁流动的农民主体,为城乡之间的沟通交流提供了可能性,从深层次改变了城乡关系特征。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变革,以及人、数字媒介、城乡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丰富了城乡关系的可沟通性内涵,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创新提供了传播学研究视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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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嵌入日常生活的媒介实践与城乡关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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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法与田野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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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持续深入发展,县域城乡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农民对县域城镇化参与广度和深度的增加突出体现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县城买了商品房,并且逐渐将家庭生产生活重心向县城转移,农民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城乡交往实践日益频繁,城乡连接与沟通需求日益强烈。县城处于连接城乡的节点位置,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前沿,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落脚县城来实现城市化目标,这对城乡关系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在此背景下,国家提出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为了更好地研究城乡社会转型期和数字传播时代的城乡关系样态,本文以江西省Z县为案例,开展田野调查①。Z县地处江西省北部,属于普通农业县和劳动力输出县,具有中西部地区县城的典型特征。近年来Z县经历了快速城镇化发展过程,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Z县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超过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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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购房生活,县域城乡社会联系日益紧密。县域社会兼具城市和乡村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因此本研究采取城市和农村社区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田野工作。笔者在Z县3个乡镇各选择一个村庄开展驻村调研,驻村调研期间对3个村庄农户进城购房情况的统计(如表1所示)。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户在县城购房定居,我们对这3个村庄中农民购房较为集中的2个县城小区进行了社区调研,并结合县乡政府部门的调研来整体把握县域社会的总体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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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根据笔者2023年在江西Z县调研期间,根据跟踪调研的村庄农户购房信息统计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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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和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Z县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城乡之间的传播基础设施日益完善,新媒介广泛嵌入城乡居民日常生活中。与城乡社会空间并行的媒介空间得以形成,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成为容纳人、技术、资本等不同要素的行动场域[26],将城市、乡村及农民群体纳入流动化网络情境之中。因此对城乡关系和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也离不开对媒介空间的关注。在获得许可后,笔者加入了调研村庄社区的微信群,关注部分调研对象的微信朋友圈、抖音账号等新媒体使用情况。在线下田野工作开展的同时,辅助线上观察和访谈,以更立体全面地了解农民的媒介实践,以及数字媒介在城乡日常生活中的角色及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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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媒介变革与城乡关系结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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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层乡土社会由封闭的地方性空间、社会主体的非流动性以及社会关系的熟悉性建构起来[27]。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农民的活动范围有限,地主、士绅、商人等乡村精英发挥着连接城乡的作用。人际传播是传统时期城乡沟通的主要方式,并且因为乡土社会生产生活系统的自循环机制完整,农民日常生活中与城市建立联系的需求并不强。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媒介承担了国家与农民、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但是由于大众传播路径的单一性和单向性,乡村处于信息生产的边缘。虽然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建构起了农民对城市的想象,但是由于城市与乡村的时空距离以及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限制,城乡之间缺乏频繁的人口流动,城乡连接与日常交往并不紧密。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农民媒介实践遵循时空对称的地域一致性[28],传统的媒介形式无法打破城乡之间地域时空的制约,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总体呈现出区隔状态。例如,在城市化和数字信息技术发展影响农村之前,Z县农村具有典型的乡土社会特征,从农村地方市场、电视节目和语言等方面可以看出乡村日常生活的封闭性和地方性。进入21世纪之前,Z县农村集市较为发达,农民生产生活的消费需求在乡村集市基本可以得到满足,很少去县城,更不会去大城市。由于丘陵山区的地理环境,Z县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方言体系,而是以乡镇为范围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镇域方言,反映出乡村生活的自给自足以及与外界交流需求的相对匮乏。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Z县农民家庭的电视机使用尚未普及,因为信息传播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主要通过县级地方性电视台收看节目,其中转播的电视剧、黄梅戏等成为当地农民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信息向城市传播既缺少渠道,也缺乏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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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媒介变革构建起城乡之间新的连接渠道,尤其是城市化和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在深层次影响着城乡关系样态,推动城乡关系从区隔走向连接。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社会被卷入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乡村地域空间被打破、农业人口流动加速、面对面的熟人社会交往关系逐渐消解。与此同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进步与新媒体广泛应用,传统乡村传播结构被打破,跨越城乡时空边界的传播渠道逐渐建立起来。城乡之间的传播系统既包括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以及新媒体等数字媒介应用,也包括农民工这一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传播主体。城乡之间传播基础设施的完善与传播媒介变革,以及农村人口频繁的城乡流动,系统而深刻地影响着城乡关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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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现代交通与通讯网络等传播基础设施与媒介技术发展压缩了城乡时空距离。交通网络是连接城乡的重要媒介,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是阻碍城乡联系的重要因素。道路基础设施与交通工具作为连接城乡的媒介,道路媒介实践带来了人、物、信息的移动,改变了时空关系[29]。传统时期以双脚行走或者畜力为交通工具,人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步行可及的地方社会空间,城乡之间的日常交往并不紧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连接城乡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日益普及,压缩了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以Z县为例,虽然县域内国道、省道纵横交错,且县道有效连接了县城与辖区内的乡村,但是2010年之前并没有实现村村通,部分村庄因为没有硬化道路而出行不便。随着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通村入户的硬化道路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城乡道路基础设施日益完善。城乡交通条件的改善与交通工具的变革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农村交通工具经历了从自行车、摩托车到小汽车的巨大变革,并且城乡公共交通体系实现了村村通。笔者调研期间对田野点农民的私家车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发现,超过80%的农户都已购买了小汽车,汽车成为农民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极大地便利了城乡之间的流动与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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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与数字媒介的发展进步,对于跨越时空界限的城乡连接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数字信息技术与新媒介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人际传播的地域限制,为城乡之间信息的双向流动和跨越地域空间的即时传递提供了基础条件。在县域城镇化和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Z县近年来大力投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农村社会生活和基层治理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农民日常生活通过数字媒介与更广泛的城市社会系统关联起来。笔者在Z县农村调研发现,2010年之后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数字媒介快速进入乡村社会,比如M村2011年开始有农户接入互联网,智能手机和微信等则在2015年之后快速普及,在数字乡村建设中,村庄微信群等乡村生活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平台不断建立起来。目前大部分农户家里都安装了无线网,部分家庭还安装了智能摄像头等电子设备,电脑和智能手机等数字传播媒介得以普及应用,微信、抖音等社交媒体,成为农民与城乡流动的亲朋好友交往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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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群体发挥着连接城乡的传播主体作用。在传统社会,由于农民的流动性弱,以乡村精英为主体的人际传播发挥着连接城乡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打破了乡村社会封闭性地域边界,农民在城乡之间加速流动。流动在城乡之间的普通农民成为城乡传播的主体,使城乡信息传递与社会交往的密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便捷的交通、通讯网络促进了农民的城乡流动。日益完善的道路基础设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极大地延展了农民日常活动范围。汽车、智能手机等便捷的交通和通讯媒介,使农村与城市的日常联系成为可能。人口、信息借助通讯网络、交通网络而快速流动[30],重构基层社会结构,农民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勾连在更大的城乡社会网络之上。另一方面,农民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半城半乡”的实践样态,赋予流动中的农民勾连城乡的内在主体动力。农民城市化以家庭为行动单位,由于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限制,农民城市化采取代际接力的渐进式城市化的路径[31],即家庭中的年轻人进城就业生活,而中老年家庭成员则留守农村养老生活,以此实现农民家庭城市化过程中的家庭合力,在减轻城市化成本负担的同时降低城市化风险。进城农民并没有彻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他们的父母还在农村生活,农村还有自己的乡愁和社会关系,因此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具有勾连城乡的内在动力,城乡之间的流动和交往频繁。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作为传播主体,赋予城乡连接以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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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数字媒介赋能城乡传播网络建构与融合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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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和媒介中心主义的研究路径,在媒介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处于隐匿状态,忽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28]。媒介和传播不仅理解为技术和中介,应将其看作情境、网络和关系[32]。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行为之一,人们的传播方式便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可沟通性”理论概念超越了媒介中心和技术中心的传统逻辑,强调了在媒介与城乡社会复杂互动中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中心地位,使我们重新关注传播实践和沟通活动本身[25]。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传播实践活动,编织各种关系网络[33]。关系网络和沟通网络的构建,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石,实现以人为主体的城乡社会生活中的多重“可沟通性”。在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加速流动背景下,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转型,农民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展开。城市与乡村之间不仅是一个物理性空间,而且也成为社会关系交往空间,以及农民价值实现和意义再生产的社会文化空间。城乡之间的交通、通讯网络基础设施完善和媒介技术发展,成为连接与沟通城乡的新型传播网络构建的驱动力量,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既是城乡社会生活主体,也是编织城乡关系网络和意义网络的媒介实践主体。新媒介深度嵌入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打破城乡地域的时空区隔,为跨越时空的城乡传播网络构建提供了技术支撑。构建沟通城乡的连接之网、社会交往之网和意义之网,成为数字媒介赋能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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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连接城乡的信息传播网络与城乡时空结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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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之间的传播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交通网络、信息网络成为连接城乡的物质基础,承载着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和信息交流。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传统社会,时空距离成为阻碍城乡之间人员、信息流通的重要制约因素。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加速流动,农民日常生活在城乡之间展开,对于城乡之间便捷高效的连接渠道需求日益强烈。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进步,为构建跨越城乡边界的连接之网提供了技术支撑,推动城乡时空结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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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连接城乡的道路基础设施和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促进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和信息沟通。道路是连接城乡的媒介,道路和交通工具不仅是物质性存在,也建构起连接城乡的软环境,人们通过道路进行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29]。现代交通网络的发展进步,将农民日常生活勾连在城乡社会网络之中,城乡之间频繁的人口流动和日常交往,增加了城乡连接的紧密性。20世纪80年代Z县农民开始外出务工,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县城火车线路开通之后,前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务工人员数量开始急剧上升。在漫长的务工经历中,大部分农民工只能在春节等重要节假日才能返乡,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往返的频率并不高。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在家乡县城买房实现城市化目标。县域时空范围满足当日往返的需求,日常生活中城乡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随着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当前乡村交通基础设施日益完善,Z县基本实现了硬化道路通村到户。与此同时城乡公交基本实现村村通,私家车日益普及,极大地便利了城乡日常生活中的人口流动和信息沟通。调研中农村老人说“早上坐公交去城里看孙子,吃了午饭回来还不耽误下午干活”,城里年轻人周末开私家车回到农村度假成为新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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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构建了城乡日常生活中信息沟通共享的数字媒介传播渠道。在流动性的社会环境中,面对面的人际传播因为“脱域”机制而变得日益困难。交通作为交往的网络,将会受制于物理空间的局限,而人们可以用通讯交往方式替代交通,从实体性交往走向实质性交往[34]。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和新媒体广泛应用,使信息流动不再受时空地域限制。新媒体通过构建与实在空间对称的线上虚拟空间,实现了信息在数字媒介空间中双向性和即时性流动。数字传播时代,数字媒介广泛嵌入农民日常生活各领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城乡日常生活中信息沟通的迫切需求。近年来,Z县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城乡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城乡居民对即时性、双向互动的信息传递方式和常态化沟通需求迫切。农村互联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接入了网络,智能手机等新媒体应用载体日益普及,为城乡之间的信息共享奠定了基础。数字媒介技术发展和新媒体广泛应用,搭建了城乡日常生活中信息共享的媒介空间,为打破时空界限的信息传递,以及去城市中心化、双向和多元交互的城乡连接之网建构提供了新条件。笔者在Z县调研的村庄都建有村庄微信群,大部分农民家庭也建立了家庭微信群,为流动中的农民个体提供了社区生活、家庭生活共同在场的媒介公共空间,实现了城乡日常生活中信息的有效传递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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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沟通城乡的媒介化交往与社会关系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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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关系不仅具有地域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构成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嵌合关系。数字传播时代,媒介与空间在社会关系框架内达成一致,赋予媒介社会属性,媒介是传递信息的载体,传播寓于传播关系的建构和传播主体的互动之中,是社会关系的整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选择媒介与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得以发展[35]。随着城乡之间交通网络、通讯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人口和信息加速流动,城乡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互动日益密切,城乡传播也是编织关系网络的社会实践。在人的交往、关系建立过程中形成了动态的传播网络。流动主体、媒介与城乡社会交互作用,编织起城乡交往之网,构建了城乡之间日常化的沟通机制,确立了流动性和媒介化社会环境中新的社会关系规则,促进日常生活中的城乡社会交往与关系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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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数字媒介架构起农民家庭城乡之间沟通交往的桥梁。家庭是农民城市化的基本行动单位,农民城市化进程,形成了“城乡两栖”的实践样态,“以家为媒”构建起城乡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年轻的家庭成员进城生活,而中老年家庭成员继续在农村生活,农民家庭成员分割在城乡两个空间,同时又保持紧密的沟通互动,农民家庭的影响力和功能在城乡之间得到延展[36]。县域城乡之间的距离维持在一日往返的时空范围内,加之城乡交通网络的便捷性,为城乡之间维系日常交往互动提供了条件。农民家庭成员虽然在城乡两端,却可以通过电话、微信等数字化媒介实现日常生活中的信息共享,打破城乡交往的时空制约,营造了日常生活的在场感。笔者在Z县调研中对村庄老年人群体的访谈发现,大部分老年人都有智能手机,并且会使用微信视频和抖音,其中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建立与在城市的子孙之间的联系。G村80多岁的张奶奶让孙女教自己使用微信,因为儿孙都进城了,平时就自己一个人在村里生活,想儿孙了可以打开视频聊天,“跟在身边一样”,有什么需要只要发个微信语音,城里的子女就会回来。农村老年人通过新媒体逐渐融入城乡日常交往和数字化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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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城乡流动主体的媒介化交往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城市化与不断增强的流动性,打破了乡村社会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与日常交往。流动中的农民个体之间,以及农民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连接和有效沟通面临阻碍,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农民日常生活的交往与关系维系。交流不仅是信息的传播,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和内心经验的分享[37]。城乡之间的连接与交往,是以农民为媒介实践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编织起城乡社会交往之网,促进社会关系再生产。一方面,数字媒介赋能流动的农民主体,使他们保持着日常交往关系。另一方面,进城农民与村庄社会之间保持紧密交流互动,促进进城农民对村庄公共生活的参与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如村庄微信群、社区工作群、数字治理和服务平台等线上社区公共领域的建构,实现了流动农民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的共同在场,使流动中的农民个体之间保持日常化的交流互动,以及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和公共治理事务。例如,笔者在Z县H村调研期间恰逢重阳节活动,H村筹划举办大型的重阳节庆祝活动。由于村民分散在城乡各地,因此平时的活动策划和沟通协商主要借助村庄微信群。组织者在微信群发起捐款活动,共筹集了2万元的活动经费。在流动性带来的乡村熟人社会解体和村庄公共性消解的背景下,数字媒介对城乡流动主体的社会交往之网的建构和关系再生产具有促进作用,形塑了数字时代城乡社会生活中媒介化交往的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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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越城乡的媒介公共空间与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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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意义再生产在乡土社会空间内进行,而现代社会因农民城市化加速促进了流动性增加,使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价值实现逐渐超越乡村社会,在城乡之间流动的社会空间中重组。流动性和城乡时空界限带来了流动中的农民个体之间、农民与家庭和社区之间的交流难题,传统人际传播、家庭传播和社区传播路径已无法适应流动性城乡社会形态下的交流需求。数字传播时代的来临,数字媒介技术内嵌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新媒体对于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的建构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流动性社会环境中,人们通过不断发展和创新传播媒介形式,来拓展对实在空间的控制范围与控制能力,从而在最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媒介连通[35]。数字媒介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时空界限,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营造了流动主体日常交往沟通的传播情境与传播网络。城乡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以媒介公共空间弥合现实空间的城乡区隔,实现了个体交往的“数字共通”,信息、身心和价值观念上的顺畅连接与共鸣[38]。数字传播时代跨越城乡个体的媒介公共空间,促进流动个体的社会认同和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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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跨越城乡的媒介公共空间为流动中的农民提供了公共生活参与渠道。流动中的农民,由于在城市缺乏稳定体面的工作,文化、社会资本匮乏,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社区生活,面临社会交往困境,处于“半城市化”的漂泊状态。在此状态下,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孤独,因此,需要在流动的社会环境中重构公共生活秩序。如村庄社区微信群、家庭亲友微信群等跨越城乡的媒介公共空间,使流动中的农民维系日常生活中共同在场的社会交往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再生产作用。尽管流动的农民在物理空间上缺席村庄公共生活,但是并不会脱离原有的生活与社会交往秩序,线上媒介空间使漂泊在城市的农民找到公共生活的参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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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城乡生活共同体再造促进城乡社会深度融合发展。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秩序因为农民的流动性而不断被打破,乡村熟人社会和村庄公共性不断消解,对流动中农民的意义归属和社会认同带来冲击。与此同时,流动中的农民也面临着城市融入难题,城市就业的不稳定性、社会交往难以展开、家庭生活的不完整等现实挑战,使得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面临着城市社会认同危机。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维系着“半城半乡”的实践状态,因此农民的日常生活、家庭再生产和自我实现离不开整体性的城乡社会系统。数字媒介技术发展与城乡传播网络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勾连起城乡两端的日常生活,重构城乡日常生活秩序。通过数字媒介建构起的城乡连接之网和社会交往之网,使流动主体编织起城乡生活的意义之网,重构城乡生活共同体,有助于提升进城农民的社会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社会整合作用。勾连城乡的传播网络与媒介公共空间,促进城乡生活共同体的重构,从深层次推动城乡社会融合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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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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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发展不仅在于制度层面,更在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全面融合。农民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城乡日常生活交往关系日益紧密,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现实社会基础。面对城乡之间的时空区隔,需要创新城乡连接路径来打破城乡边界,从而实现城乡社会生活的全面连接与融合发展。数字传播时代的来临,新媒介技术嵌入人们日常生活各个领域,对于城乡社会形态和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的形塑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流动性社会和数字传播环境中,媒介技术赋能城乡融合发展,成为转型期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的重要探索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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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要持续深化推进数字时代媒介深度融合发展。在快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农民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农民的日常生活融入到更广泛的城乡社会系统中,对于城乡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日常交往需求日益强烈。然而,传统城乡二元结构和时空区隔环境下,城乡之间单向度和单一化传播路径,难以满足人们对城乡日常生活融合的迫切需求。数字时代,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新媒体广泛应用,为打破城乡时空区隔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媒介化路径。媒介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各种新媒介形态不断涌现,推动传播媒介的裂变与重组。数字传播时代的媒介融合,不仅需要借助新技术推动传统媒介融合于一体,还需要营造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领域媒介深度融合的传播环境,从而在数字化和媒介化社会浪潮中引领城乡社会未来发展之路。当前,数字媒介技术已经嵌入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抓住数字化变革的时代机遇,推动传统媒介的数字化革新,重构新型城乡传播网络与媒介深度融合的传播环境,打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以媒介融合引领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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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完善数字媒介赋能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并指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城乡融合不仅体现在物理空间、政策制度等方面,更是全面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构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社会基础。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城乡社会剧烈转型具有同步性,数字媒介全面嵌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探索数字媒介赋能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路径创新奠定了基础。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打破城乡二元的社会制度结构,更需要借助数字媒介技术来回应广大农民在城乡社会生活各领域的迫切需求。借助技术下乡和数字乡村建设契机,打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和二元制度结构,推进数字技术赋能城乡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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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自2019年以来笔者对Z县进行了持续的跟踪调查,并于2023年7月、8月以及10月,在Z县开展了为期50多天的农民数字生活与城乡融合发展专题调研,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收集了丰富的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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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化与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交叉融合,深刻影响着中国基层社会的深层结构与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面对城市化与流动性带来的人口与地域的分离,流动中的农民对城乡之间沟通交流以及重构日常生活秩序的需求日益强烈。数字媒介变革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构建起跨越城乡的媒介空间,为构建去城市中心化、双向和多元交流互动的城乡传播网络提供了条件。农民日常生活与城乡传播网络深度交融,数字媒介赋能流动主体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编织城乡连接之网、交往之网与意义之网,城乡之间保持一种可沟通的动态平衡关系,从深层次推动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在流动性和媒介化社会环境中,数字媒介赋能构建双向连接与可沟通的城乡关系,成为城乡融合发展路径创新的重要探索方向。
Abstract
The inter-woven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ep structure of grassroots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lifestyles.Faced with population and geographic separation brought about by urbanization and mobility, migrant farmers have a strong demand for the urban-r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n daily life order. In the meantime,the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media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new media have birdged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rough media space, provided conditions for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cities while building up a mutual and diverse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e inter-exchange and convergence in daily life have pushed rural-urban intergration to a higher level; the digital media empowers mobile entities to weave a urban-rural network that carries meanings in their daily activities through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intaining a dynamic and communicative balance. In this mobile and media-driven social environment, digital media empowers the construction of bidirectional connections and communicabl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s, which become an important exploring direction for innovative paths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 digital media ; communicable ; communication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