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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益晨(1995—),男,河南郑州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基层治理与协商民主。E-mail: 1298540274@qq.com

中图分类号:D6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24)06-0117-09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24.06.010

参考文献 1
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1):35-42.
参考文献 2
杨春华,姚逸苇.何谓“农村空心化”?——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分析视角[J].农村经济,2021(7):79-86.
参考文献 3
李祖佩.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J].中州学刊,2013(6):72-77.
参考文献 4
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基层治理悬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7):91-99.
参考文献 5
卢丛丛.行政替代自治: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J].地方治理研究,2022(2):41-52.
参考文献 6
卢青青.行政激活自治: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24-31.
参考文献 7
罗昊.自治为体、科层为用:行政化背景下村级治理的应对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23(5):166-174.
参考文献 8
李华胤.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98-108.
参考文献 9
陈柏峰.行政嵌入自治:乡村治理的“苏南模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5-20.
参考文献 10
冷波.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5-22.
参考文献 11
胡小武.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50-60.
参考文献 12
王兴周.人口空心化:乡村振兴的家底与逆城市化的起点[J].江海学刊,2024(3):123-133.
参考文献 13
梁静晖,杨钢桥,黄丹,等.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耦合协调度[J].水土保持研究,2022(3):244-252.
参考文献 14
秦文.乡村空心化背景下的文化失落及其振兴——以鲁西南J村为典型个案的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53-57.
参考文献 15
张帅.“乡愁中国”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述评[J].民俗研究,2014(2):156-159.
参考文献 16
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战线,2021(12):230-238.
参考文献 17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
参考文献 18
赵旭东.乡愁中国的两种表达及其文化转型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27-136.
参考文献 19
杨晓曦,张克克.价值认同视角下乡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规训[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09-116.
参考文献 20
李华胤.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价值[J].中国农村观察,2022(3):2-18.
参考文献 21
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J].农业经济问题,2019(2):43-52.
目录contents

    摘要

    当前城乡关系的新变化使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村空心化治理迎来了新契机。从行政与自治关系视角切入,结合多案例比较后发现,面对农村人口、土地与文化等主要维度的空心化问题,以行政引领自治实现组织重构、责任重塑和价值重建是推动农村空心化有效治理的合理导向。但与此同时,行政与自治良性关系的达成不仅是行政力量持续硬件投入的结果,还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关注到自在生活底色的传统乡愁意涵对村民社会联结、经济联结和文化联结的深刻影响,从行动逻辑、利益逻辑、认同逻辑着手,在自为的实践发展中共同找回乡愁,从而更好地调动村民作为自治力量的参与活力,以行政对自治的有效引领切实提升农村空心化治理效能。

    Abstract

    The current new changes in the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have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rural hollowing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View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self-governance, combined with case comparisons,it is found that to solve the hollowing problem in rural population, land, and culture, a resonable direction is to use administration to guide self-governance to achieve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responsibility reshaping, and value rebuilding.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o achieve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on and self-governance, continuous hardware investment in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needed,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on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raditional nostalgia on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of villagers from a larger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the logic of action, the logic of interest, and the logic of identity,rediscover villagers’nostalgia in their own practical development, so as to better involve villagers’participation as self-governance forces, thus upgrading the governance efficiency of rural hollowing under the effective guidance of self-governance.

  • 一、 引言

  • 农村空心化是我国城乡转型发展中由地域系统演化形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形态[1],指向了农村社会从土地空间、人口结构[2]到乡土文化[3]所面临的空心化局面,长期伴随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是由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显现出的典型问题。在现阶段,把握新机遇推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以扭转农村空心化现象促进转型发展,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其中,如何通过合理机制确保农民主体性,成为农村空心化治理中必须回应的关键问题。

  • 既有研究中以行政促进自治的观点具有启发性,其互动机理可划分为三阶段。首先,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实施,行政力量的干预不可避免地给村民自治造成负面影响,一是行政漠视自治,即粗放式下沉的行政力量一味回应上级要求,漠视了村民自治建设[4];二是行政替代自治,因行政力量过度包办替代了村民主体性,使村民自治能力缺失[5]。其次,针对上述问题,有研究指出,乡村振兴中的行政与自治关系需要合理调适,一方面,行政力量对不规则乡土社会的机制创设使二者彼此需要[6];另一方面,村民自治也能以选择性行政化应对行政下沉的繁重压力,消解行政力量的消极作用[7],实现二者的均衡互动。最后,当行政与自治良性互动时,行政对自治的正面影响便显著提升。一是行政助推自治,以行政力量促进自治能力再造[8];二是行政引领自治,将硬性规定与柔性操作相结合,使乡村发展与村民自治相统一[9];三是行政补充自治,以必要功能完善自治机制,使之高效运转[10]

  • 通过梳理发现,已有研究虽阐释了乡村振兴中行政与自治的互动原理,但面对农村空心化这一具体问题仍缺乏必要的理论关怀。同时结合调研发现,行政力量对空心村村民的适度引导与投入并不必然地推动自治达成,反而可能使空心化持续存在。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问题出现?农村空心化治理中的行政与自治有着怎样的互动逻辑?对此,本文基于框架建构与多案例比较,重点探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的行政自治关系,以期为乡村振兴中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 二、 乡村振兴中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行政与自治关系

  • 在当前的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空心化问题必须依据分类整治推动有效治理[11]:一方面,对可能面临自然消亡的空心村,应采取适度收缩等办法妥善安置;而另一方面,对区位条件、政策投入等具有发展优势的空心村,则应依托乡村振兴的深入实施,有序治理由农村空心化所造成的土地闲置、人口流失、文化衰败等现象,使空出村焕发新活力。其中,针对后者的农村空心化治理不仅需要行政力量的针对性投入,也离不开行政与自治的协同互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避国家资源无效投入的现实问题。而就如何把握农村空心化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互动关系,本文结合既有研究中涉及的人口、土地、文化等主要方面作为重点维度,提出农村空心化治理中以组织、责任、价值为构成要素的行政自治互动分析框架。

  • 第一,以行政与自治互动的组织重构应对人口空心化。农村空心化的关键性问题在于农村人口的净流出现象,这种人口空心化源于城乡转型发展中的农村人地关系失衡,致使青壮年人口大规模转入城市,随之引发了一系列的农村空心化困局。就如何转变这一现状,已有研究指出,现阶段的农村人口空心化会随着逆城市化阶段的开启而逐渐得到扭转,并在城乡之间要素流动中以农村的自我发展逐步实现人口空心化的最终解决[12]。然而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如何有效引导农村流失人口的有序回归,带动空心村的乡村重建,仍然需要行政与自治的协同配合。一方面,应通过行政力量的组织建设与资源整合,推动配套政策下沉乡村,以合理有效的组织联合,包括本村村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乡村建设;另一方面,为确保空心村治理中的农民主体性地位,也需要来自村民内部的自组织带动,依托村民自身的联结互动形成有效的返乡参与机制,在行政与自治的互动中共同重构村民返乡应对人口空心化的组织基础。

  • 第二,以行政与自治互动的责任重塑应对土地空心化。农村空心化的基础性问题表现为农村土地的空心化问题,而该问题的产生与小农经营模式的单一低效紧密相关。对此,既有研究指出,治理土地空心化的突破口是如何通过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更合理的农地收益盘活土地资源[13]。而要促进空心村土地的转型发展,切实提升土地收益,关键在于形成合理有效的土地利用与开发模式。在具体实践中,这仍需要依托行政与自治互动促进多元主体之间达成行之有效的责任共担机制。一方面需要行政力量主动担责,通过政策支持与产业规划,为农地开发利用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则需要村民的责任共担,使业已空心化的农地资源在“三权分置”框架内,通过多元主体间合理的责任分配机制实现高效合理的开发利用,在行政与自治的互动中共同重塑农地利用的责任共识。

  • 第三,以行政与自治互动的价值重建应对文化空心化。农村空心化的持续性问题集中于文化空心化,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乡土文化互动的主体角色长期缺失,由此导致乡村道德共识与文化认同的衰败[14]。换言之,尽管村民在心理层面上与村庄仍有着深厚的情感共鸣,但在实际行动中受农村空心化的条件制约,很难将这种价值认同转化为返乡动力。长此以往,随着村民的代际交替,势必造成乡村文化认同乃至身份认同的逐渐衰败,使农民主体性遭到瓦解。而要打破文化空心化可能造成的持续性困局,关键在于重建村民对乡土文化的价值认同,这同样离不开行政与自治的紧密互动,一方面,需要行政力量通过资源下沉和制度建设持续挖掘村庄文化习俗,通过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带动外出村民常态化返乡,重建并延续乡土价值;另一方面,更需要村民之间的积极配合与主动融入,使更多村民在共同的文化活动中强化文化与身份认知,汇聚返乡参与村庄建设的道德共识,以此在行政与自治的互动中重建乡村建设的价值认同。

  • 综上,本节结合既有研究,聚焦农村空心化治理在人口、土地、文化等方面面临的主要困境,以行政与自治关系为切入,建构了以组织、责任、价值为核心要素的行政自治互动分析框架,作为后文观察行政自治关系何以通过良性互动推进农村空心化治理的研究工具。

  • 三、 行政与自治关系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的多案例比较

  • 本文选取的两个典型案例源自对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部两个街道的田野调查,二者具有以下关键特征:从共性特征来看,两个村庄均隶属于村民小组,坐落于城郊地带,展现出典型的农村空心化现象,且这种空心化趋势的形成时间相近,大约集中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此外,由于各自具备的发展优势,这两个村庄均获得了行政力量的大力扶持。这些共同的特性为共时性地对比两者在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出现以及行政力量介入治理的具体历程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从差异特征看,一是村庄形成的历史差异,案例1的A村位于W街道,属于典型的自然村,而案例2的B村位于J街道,是移民前4个自然村重新组合形成的具有行政性质的村民小组。二是行政力量扶持的政策背景差异,案例1的A村所在行政村以及邻村具备发展农文旅产业优势,2023年起得到政策扶持,作为省级试点开展农村空心化治理。案例2的B村则由于移民村的特殊背景,从2010年村民移民迁入后,便长期得到从生产到生活等各方面政策帮扶。三是农村空心化治理效能的差异,案例1的A村经政策扶持后,农村空心化问题在短期内便得到显著改善,形成符合实际的空心村治理模式。而案例2的B村在政策的长期扶持下,空心化现象仍然持续存在,并未出现改善迹象。通过观察二者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行政与自治的互动逻辑,依托“责任-组织-价值”的行政自治互动分析框架,将有助于呈现二者在农村空心化治理方面的具体进路及其治理效能差异化的内在原因。

  • (一) 农村空心化治理的多案例呈现

  • 案例1的A村有农地近300亩,村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2009年仅有少量农民放弃农业生产进城务工,但仅一年之后,开始出现大量村民进城务工现象。直至2014年前后,村湾里除老人外,所有壮劳力已经全部进城,农地全部撂荒。据村民小组长回忆,当时地里荒草蚊蝇丛生、一片荒芜,村民也多在江夏城区购置房产生活,A村成为了实质上的空心村。到2023年,A村所在区域的文农旅产业开发取得了实质成效,但A村却长期闲置。随着湖北省共同缔造活动的深入实施,A村以其区位优势与产业痛点被定为省级试点,在街道成立工作专班,并由省、市两级部门以及群团组织协同推进,着力解决空心村问题。工作专班首先联系城区农户,入户动员村民返乡,共同议事整合村民需求,明确了农文旅产业发展共识,具体涉及农地开发、环境整治、老屋改造与发展民俗文化等4个方面。与此同时,A村村民在工作专班带动下选出7位代表成立自治小组,划片负责各自农户工作,依托线上聊天群和线下群众会配合工作专班开展工作。在农地开发方面,由政府出资开荒闲置农地,自治小组与30余户村民重新协商划定承包地块后集中流转给村集体,由村集体统一部署作物种植,并由村民小组长统一代理经营;此外,给每户留下小块耕地作为共享田地,在不荒废的前提下可自主种植农作物。在环境整治方面,由政府和村集体出资对村湾环境进行整治改造,改造后划分管护片区,由自治小组组织村民党员牵头,与临近村民共同成为包保户,负责定期管护和长期环境美化。在老屋改造方面,由政府出资统一改造房屋样式,村民则由自治小组带动,在房前屋后种植作物发展庭院经济。在民俗文化方面,由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链接资源,依托本村民俗文化基础组织舞龙舞狮、团年宴等文化活动,由村民小组负责联络村民,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每家每户在团年宴上展示菜品,共度新年,凝聚村民返乡的价值认同。在工作推进中,A村空心化治理取得积极成效,村民广泛参与村内各项事务,城乡之间的往返频率在几个月内大幅提升,返乡建设家乡的认同度也显著增强,推动了A村的产业发展与空心村问题的逐步改善。

  • 案例2中的B村是一个新成立的村民小组,其成员主要由南水北调工程安置的移民组成。 2010年前后,100多户村民由丹江口迁出地分批移民至此。为妥善安置移民,江夏区在水务局下成立移民办,专门负责全村移民的生产生活安置工作。在生活方面,政府为村民按户籍人口统一修建安置房并完善一系列基础设施,确保生活条件的有序保障。在生产方面,政府为其中的B村民小组划定农地1000余亩,并根据村民不适应平原种植环境的客观限制,除每家留有小片自留地外,引进莲藕种植企业流转全村耕地和水塘;同时,政府还专门开辟产业园,根据村民需求组织技能培训,号召村民就近就业。然而,由于B村自然条件限制,产业园并未按预期发展,加之附近企业就业季节性强、竞争激烈,致使村内主要壮劳力均外出务工,村内空心化程度逐年增加。近两年,由于B村在政策长期支持下有着较好的田园环境风光与城郊区位优势,吸引了不少城市居民租住安置房。街道便以此为契机,谋划推进全村农文旅产业。在移民办支持下,联合了包括区委组织部在内的区级职能部门、社会力量、村集体共同举办了文化节活动,集中整治了全村环境卫生,并联合融媒体平台讲述移民故事、展现移民村新面貌,以此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吸引市民下乡旅游。然而在实践中,尽管村干部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在外村民,但返乡参与者寥寥。对此,在与村干部和一些村民访谈后发现,一是村内的组织结构相对松散,移民搬迁十余年来除党员外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薄弱,多数村民长期在外务工,彼此联系较少,缺乏集体行动能力;二是尽管村民对就近就业抱有希望,但目前村庄产业发展有限,难以长期就业,于是村民便不愿投入任何支持;三是村民大多只是接受了搬迁的现实,对B村的认同度也较低,回村意愿普遍不高。总之,当前B村在空心村治理的各方面工作主要由政府和村集体负责并实施,外出村民返乡参与意愿普遍较低,空心化问题持续存在。

  • (二) 行政与自治互动逻辑比较分析

  • 结合“组织-责任-价值”分析框架审视上述两个案例的农村空心化治理过程可以明显看到,尽管案例1和案例2的行政力量在组织、责任与价值的要素推动中均切实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作为自治力量的村民在与行政力量的互动中却表现出几乎相反的互动特征,其中前者可概括为“行政引领自治”,而后者可描述为“行政‘扶不起’自治”,前者农村空心化问题得到显著改善,而后者的空心化现象则持续存在(见表1)。

  • 具体而言,第一,在组织要素方面,案例1作为省级工作试点,形成了街道成立工作专班,省、市部门与群团组织协同下沉的组织机制,而案例2则在区移民办和街道主导下,联合了区职能部门、村集体和社会力量。由此可见,二者在行政力量的组织构成上均有着较强的资源保障与组织能力,然而对自治力量的组织建设效果却有所差异:案例1村民在工作专班入户问需和协商引导下,较快地由村民推选成立了7人自治小组,而案例2的村民则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组织建设,加之村民由先前4个自然村合并而来,行政力量一时间难以高效动员与组织村民参与。

  • 第二,在责任要素方面,案例1的行政力量依托专项资金主要规划实施了农地开荒、环境整治与老屋改造等工作,积极谋划农文旅产业。而在案例2中,作为行政力量的街道在移民办的政策支持下,同样集中整治了全村环境卫生,并联合融媒体平台打造移民村农文旅产业。可见,二者的行政力量在推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均以发展产业为基础,积极担负治理责任,但在自治力量的发动引导方面却呈现出不同结果:案例1的村民在工作专班与自治小组带动下,推动了所有村民参与承包开荒地块、管护村湾环境、开发庭院经济的协同行动,与行政力量共同承担治理责任。但在案例2的村民参与方面,村民却多以村庄产业发展有限、就业周期较短为由,不愿回村发展,治理责任只得由行政力量担负。

  • 第三,在价值要素方面,案例1的行政力量依托本村民俗文化和群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民俗活动,而案例2的行政力量也聚焦移民村特色,通过举办文化节讲述移民故事,展现移民村新面貌。二者在发展乡村文化、凝聚村民价值认同等方面均作出了积极尝试,但对自治力量的影响效果则有所差异:案例1的村民在动员后积极参与村庄文化活动,对返乡的价值认同显著提升;而案例2的村民由于并未真正形成对B村的身份认同,因而对行政力量所宣传的移民文化缺乏必要的文化基础与情感共鸣,难以形成正向反馈。

  • 表1 行政与自治互动实践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的案例比较

  • 综上,结合两个案例的要素比较可以看到,行政力量在推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均发挥着积极作用,既以政策投入持续推进各项活动开展,同时也试图调动村民返乡参与的积极性,然而两个案例中自治力量对行政力量的回应和互动却几乎南辕北辙,下文将针对这一情况作具体的分析讨论。

  • 四、 在行政引领自治中找回乡愁的农村空心化治理进路

  • 就如何理解前述两个农村空心化治理案例中各自出现的行政引领自治与行政“扶不起”自治的差异化现象,调研团队在与两村村干部、村民交流中形成的最直观的感受,便是A村村民对故乡有更强烈的乡愁认知,而相较之下,B村村民对其所在村庄则显著地缺乏这种认知维度。与此同时,调研发现,这种乡愁认知对村民而言也并非是一种单纯的文化现象,而是多层次的逻辑交织。在当前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行政与自治关系互动中,根植于村民生活传统的乡愁意涵正逐渐向乡村振兴背景下找回乡愁的新意涵发展,这为理解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行政与自治互动逻辑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见图1)。

  • (一) 承载传统的乡愁意涵:进城村民的自在生活底色

  • 传统的乡愁意涵一般可理解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涌入城市的村民对传统生活模式的依恋和对当下城市生活的失重感相互交织融合而成的一种困顿体验[15]。换句话说,由乡愁承载的乡村传统是进城村民曾长期保有的一种自在的生活底色,而这种对传统生活模式的依恋与对城市生活的失重感突显了乡愁的多重属性,在城乡的时空转换中依旧与村民保持着持久性联结,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 图1 行政与自治互动中找回乡愁的农村空心化治理进路

  • 一是由乡愁延续的社会联结影响着进城村民的行动逻辑。一般意义上的乡村社会,其根基深植于世代繁衍的宗族或邻里间基于传统伦理的交往与互动之中 [16],这种交往与互动在公共生活中外化为对传统习俗的共同承继与延续,进而沉淀为特定的关系网络或组织结构 [17]。对村民来说,乡里乡亲之间长期维持社会联结的最基本形式便是红白事等村庄传统公共性活动,这在前述两个村庄中均有所涉及。在A村,尽管绝大多数村民已在城区居住,但每逢红白事,大家仍会回村相聚;而B村村民遇红白事时,则会返回各自移民前的自然村与老村民共同举办。可见,由乡愁延续的社会联结所沉淀的特定组织网络对进城村民的行动逻辑有着显著影响,使其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持久地延续着对传统习俗的共同行动。

  • 二是由乡愁延续的经济联结影响着进城村民的利益逻辑。土地是进城村民曾赖以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而当前经确权的承包地、宅基地(有条件的村民还通过参加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享有一定的集体经济股权分红)是村民相较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额外的经济资产。对进城村民而言,尽管空心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已经不再是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已经不产生多少经济收益,但这些土地资产却是他们最后的生存底线[18]。例如,A村的村民在访谈中表示,新冠疫情过后,不少进城村民都倾向于在城里工作之余回家种地,以确保在特殊时期保障自家粮食和蔬菜供应。与此同时,乡愁的经济联结也内含村民对回乡就近从事经济生产的愿望。例如,A村和B村的进城村民在访谈中均表示,大家对回村就业有着真实期盼,但出于本村的经济条件限制,大家才不得已选择在外谋生。可见,由乡愁延续的经济联结对进城村民的利益逻辑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关系着他们的生存逻辑,也饱含着其对回乡发展的期待。

  • 三是由乡愁延续的文化联结影响着进城村民的认同逻辑。乡愁的文化联结在进城村民的方言、饮食、风俗习惯、伦理规范等文化偏好方面有着直观表现,使身份相同的村民之间产生更强烈的归属感,最终指向个体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对该社会价值的延续性联系[19]。例如,A村绝大多数村民尽管已在城区居住多年,但他们却都以A村村民这一身份自居;B村村民尽管已经移民搬迁10余年,但多会以移民前的自然村作为身份认同的依据。可见,由乡愁延续的文化联结对进城村民的认同逻辑有着深厚影响,使村民身份这一文化符号及其所涵盖的一系列文化偏好成为个体凝结归属感、形成认同感的价值基础。

  • (二) 找回乡愁新意涵:行政引领自治的自为实践发展

  •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通过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地推进农村空心化治理,一些区位条件好、发展优势强的空心村得到了持续的行政投入和政策支持,且这一发展过程是以充分尊重乡村特点与村民主体性为前提。在此背景下,传统乡愁在由行政力量推动的农村空心化治理中便呈现出了新意涵,即通过乡村振兴的自为实践发展找回乡愁。换句话说,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农村空心化治理不仅要求行政力量着力改善衰落的乡村面貌,更要在此过程中把乡愁保留好、传承好、建设好,在留住人的同时激活乡村[20]。因而,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找回乡愁的自为实践一方面离不开行政力量的持续推动,以切实的政策投入扭转空心村的衰败景象,另一方面则更需要行政与自治的有机结合,在治理过程中有效引领进城村民在乡愁影响下的行动逻辑、利益逻辑与认同逻辑,使其在参与农村空心化治理中充分激活由乡愁延续的社会联结、经济联结与文化联结,从而在农村空心化治理中更好地实现行政与自治力量的组织重构、责任重塑与价值重建,提升农村空心化的治理效能。

  • 结合案例看,A村在空心化治理中的行政与自治互动逻辑成功使乡愁意涵从自在生活底色向自为实践发展深刻转型。工作专班问需走访并与村民开展协商后,一是依托村民之间由乡愁延续的社会联结引导村民共同建设自治组织,调动了村民参与村庄建设的行动逻辑;二是通过农地开荒、环境整治、老屋改造等工作使农村面貌得到极大改善,逐步调动了进城村民在乡愁影响下的利益逻辑;三是注重村民的文化联结,以行政力量丰富进城村民的民俗活动,不断强化其认同逻辑。由此,行政引领与自治参与在找回乡愁的新意涵中达成良性互动,共同促成了组织重构、责任重塑与价值重建,实现了A村空心化的有序治理。

  • 与之不同的是,在B村的空心化治理中,由于进城村民的移民身份以及B村作为规划村而非自然村的特殊前提,导致这些村民的社会联结与文化联结更多沉淀于移民前的村庄生活,与移民村仍有关联的仅剩下政府重新分配的承包地和安置房等经济联结。因而,当街道试图开发文旅产业吸引村民返乡时,由于后者对移民村缺乏必要的社会联结与文化联结,加之村庄产业发展刚刚起步,无法满足进城村民的利益需要,于是更多村民便不愿配合行政力量和村干部的积极引导,造成双方难以就组织、责任、价值要素协同合作,出现了行政“扶不起”自治的现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B村的空心化治理就注定会失败。类似于城市社区居民可能存在的参与冷漠问题,B村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过度依赖政策的“硬件”扶持,却忽视了组织建设和身份融合的“软件”建设,这是导致村民对移民村社会联结与文化联结长期缺失,进而使得自治难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软件”建设并不能简单地期待移民在短时间内自然形成,而是需要行政力量在更广泛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自治力量进行持续的引导和精心培育。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构建起B村村民自在的组织网络和身份认同,进而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性,让他们在自为的实践发展中共同找回乡愁,推动农村空心化的有效治理。

  • 五、 结论与讨论

  • 农村空心化作为我国城乡关系演进中出现的一种相对持久的社会形态,与城市化的快速崛起相伴相生。当前,随着城乡关系出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全面振兴紧密结合的深刻变化,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治理也迎来了转机,即通过差异化的分类施策将一些具备良好条件的空心村发展起来,既促进了乡村主体性的“城归”回流[21],也在城乡融合的机制建设与要素流动中孕育着新一轮的发展活力。对此,本文以行政与自治关系为研究视角,针对农村人口、土地与文化等主要维度的空心化问题,以组织、责任、价值要素建构了观察农村空心化治理的行政自治互动分析框架。结合多案例治理过程比较后发现,以行政引领自治实现组织重构、责任重塑和价值重建等关键举措是推动农村空心化有效治理的合理导向。但与此同时,通过案例进一步比较后看到,行政与自治良性关系的达成不仅是行政力量持续硬件投入的结果,还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关注到自在生活底色的传统乡愁意涵对村民社会联结、经济联结、文化联结的深刻影响,进而从行动逻辑、利益逻辑、认同逻辑着手,在自为的实践发展中共同找回乡愁,以更好地调动村民作为自治力量的参与活力,最终以行政对自治的有效引领切实提升农村空心化的治理效能。

  • 结合上述结论,仍有两点内容值得作进一步讨论。第一,在当前的农村空心化治理中,对于条件较好的空心村而言,产业发展往往是基层政府或村集体带动村民返乡的主要路径。而村民之所以返乡,一方面在于空心村在产业开发前确保村民达成权责共识,有利于后续的开发建设和村民参与,有效降低了开发和管护成本;另一方面则在于进城村民依托政策能获得切实利益,包括土地、房屋、人居环境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等,由此增加大家对产业振兴后回乡发展的信心和期待,并转化为参与产业开发的积极行动。而该过程仍旧需要行政与自治基于共同利益的因势利导与紧密合作。其中,政府的政策投入是激活村民返乡参与的关键动力,这必然涉及基层政府、村干部、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主体的复杂博弈。由于本文主要围绕行政与自治的互动关系展开,因而并未具体探讨行政力量内部在应对农村空心化治理中的博弈过程,这有待更多的田野观察。第二,如前所述,国家层面对乡愁的高度重视反映了乡村振兴聚焦以人为本与农民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与此同时,乡愁也有其自身意涵的丰富性,其既可以理解为进城村民对城市生活失重感而思念家乡的具体体验,也可以解释为普通市民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乡野田园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因此,找回乡愁不仅是引导村民返乡的内在动力,更是激活市民下乡的重要方式,这恰是当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路径。其中,针对农村空心化治理如何有效地兼顾城乡之间的乡愁认知,以此作为联结城乡要素流动、促进农村空心化有效治理的关键纽带,也有待更多的观察与探讨。

  • 参考文献

    • [1] 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1):35-42.

    • [2] 杨春华,姚逸苇.何谓“农村空心化”?——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分析视角[J].农村经济,2021(7):79-86.

    • [3] 李祖佩.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J].中州学刊,2013(6):72-77.

    • [4] 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基层治理悬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7):91-99.

    • [5] 卢丛丛.行政替代自治: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J].地方治理研究,2022(2):41-52.

    • [6] 卢青青.行政激活自治: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24-31.

    • [7] 罗昊.自治为体、科层为用:行政化背景下村级治理的应对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23(5):166-174.

    • [8] 李华胤.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98-108.

    • [9] 陈柏峰.行政嵌入自治:乡村治理的“苏南模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5-20.

    • [10] 冷波.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5-22.

    • [11] 胡小武.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50-60.

    • [12] 王兴周.人口空心化:乡村振兴的家底与逆城市化的起点[J].江海学刊,2024(3):123-133.

    • [13] 梁静晖,杨钢桥,黄丹,等.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耦合协调度[J].水土保持研究,2022(3):244-252.

    • [14] 秦文.乡村空心化背景下的文化失落及其振兴——以鲁西南J村为典型个案的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53-57.

    • [15] 张帅.“乡愁中国”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述评[J].民俗研究,2014(2):156-159.

    • [16] 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战线,2021(12):230-238.

    • [17]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

    • [18] 赵旭东.乡愁中国的两种表达及其文化转型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27-136.

    • [19] 杨晓曦,张克克.价值认同视角下乡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规训[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09-116.

    • [20] 李华胤.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价值[J].中国农村观察,2022(3):2-18.

    • [21] 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J].农业经济问题,2019(2):43-52.

  • 参考文献

    • [1] 刘彦随,刘玉.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J].地理研究,2010(1):35-42.

    • [2] 杨春华,姚逸苇.何谓“农村空心化”?——一个结构化的概念分析视角[J].农村经济,2021(7):79-86.

    • [3] 李祖佩.村庄空心化背景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困境与出路——以湖北省空心村为分析对象[J].中州学刊,2013(6):72-77.

    • [4] 贺雪峰.资源下乡与基层治理悬浮[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7):91-99.

    • [5] 卢丛丛.行政替代自治: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建设的实践困境[J].地方治理研究,2022(2):41-52.

    • [6] 卢青青.行政激活自治:乡村治理的转型与实践[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3):24-31.

    • [7] 罗昊.自治为体、科层为用:行政化背景下村级治理的应对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23(5):166-174.

    • [8] 李华胤.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98-108.

    • [9] 陈柏峰.行政嵌入自治:乡村治理的“苏南模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5-20.

    • [10] 冷波.行政引领自治: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与机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5-22.

    • [11] 胡小武.因村施策:农村人口空心化陷阱及发展路径转型研究[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50-60.

    • [12] 王兴周.人口空心化:乡村振兴的家底与逆城市化的起点[J].江海学刊,2024(3):123-133.

    • [13] 梁静晖,杨钢桥,黄丹,等.产业融合背景下农村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及耦合协调度[J].水土保持研究,2022(3):244-252.

    • [14] 秦文.乡村空心化背景下的文化失落及其振兴——以鲁西南J村为典型个案的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53-57.

    • [15] 张帅.“乡愁中国”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自觉——“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述评[J].民俗研究,2014(2):156-159.

    • [16] 谢君君.从文化自救到文化复兴: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现代价值[J].社会科学战线,2021(12):230-238.

    • [17]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5.

    • [18] 赵旭东.乡愁中国的两种表达及其文化转型之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路径和模式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27-136.

    • [19] 杨晓曦,张克克.价值认同视角下乡愁对乡村振兴的路径规训[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6):109-116.

    • [20] 李华胤.习近平关于乡愁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与现实价值[J].中国农村观察,2022(3):2-18.

    • [21] 刘祖云,姜姝.“城归”:乡村振兴中“人的回归”[J].农业经济问题,2019(2):4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