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从农户决策偏好和要素配置的双重视角出发，运用OLS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融合能够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在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并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一致。从生产环节来看，其带动效应在产前材料投入环节和产中生产管理环节更加明显；产业融合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但不同融合模式的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内部融合型与功能拓展型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激励作用明显强于链条延伸型和科技渗透型；基于决策偏好视角发现，农户决策偏好在产业融合和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表现为农户时间偏好越低（即越偏好长期收益）、风险偏好越高，产业融合的带动作用越明显；基于要素配置视角发现，产业融合的辐射带动效应在具备大规模地块、高土地肥力和非农就业要素配置特征的农户中更加凸显；基于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是产业融合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传导路径。
Abstract
Using microdata from the China Land Economic Survey (CLES), This study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on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ransition and its mechanism.The analysis follows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farmers′ decision preference and factor allocation using OLS model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can promote the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After controlling for potential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conducting various robustness test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remain consistent. Furthermore, the driving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prenatal material input stage and the production management st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 Secondly, Improve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has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but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integration models vary. Among them, the internal integration type and the functional expansion type exhibit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centive effect on the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farmers than the chain extension type and the technology penetration type. Thir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ision preference, it is found that farmers′ decision preference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Lower time preference (i.e., the more they prefer long-term returns) and higher risk preference conelate with more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Fourth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ctor allo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radiating driving effect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s more prominent in farmers with large land scales, high land fertility, and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factor al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Fifthly, the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shows that social networks and environmental literacy serve as important transmission paths for industrial integration influences the farmers′ green production transformation.
一、 引言
在农业资源要素日益紧缺与生态环境压力不断加剧的背景下，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农业生产方式由传统粗放型向绿色高效型转变，已成为实现农业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关键途径[1]。而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执行主体，其生产决策能否体现绿色导向，直接关系农业绿色转型的成效[2]。但小农户受到资金匮乏和地块规模等要素禀赋的约束，在绿色生产转型中往往面临“高意愿低行为”的困境[3]。所以，构建能够有效引导并带动农户践行绿色生产的机制路径，是推动农业绿色转型与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举措。乡村振兴，产业先行[4]。村庄产业融合作为推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引擎，已成为现阶段引领和带动小农户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力量[5-6]。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为产业融合发展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提供了战略性指导。因此，探究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对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参考。
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是指农户坚持绿色生产理念，运用绿色生产技术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7]。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研究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因素：一是基于“理性小农”成本收益为基本逻辑的现实因素。舒尔茨的理性小农理论认为农户主要是依据成本和收益来决定是否进行绿色生产[8]，而内外部环境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内部环境主要涵盖农户个体特征中的受教育年限、劳动力年龄和非农就业[9]，生产经营特征中的地块规模和组织模式[10]；外部环境则由环境规制、绿色补贴和市场偏好[11]，以及绿色农资和技术设备的可获取性等[12]构成。二是基于“有限理性”行为认知为基本逻辑的心理因素。随着心理学逐渐被引入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农户生态认知、效益认知、技术认知等因素作为农户与农业生产行为决策相连接的一个基本单元，是影响农户做出绿色生产转型决策的重要内生驱动力[13]，另有研究发现，农户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感知也会引发意愿与行为的悖离[14]。
产业融合作为中国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变革形态，以农业为依托，以小农户和新型经营组织为载体，通过内部有机融合、科技渗透、链条延伸和功能拓展等途径，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要素整合、协同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15]。现有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产业融合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一是水平测度。主要基于宏观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TOPSIS等方法[16-17]，从文本数据挖掘视角对产业融合水平进行测度[18]，研究显示，中国产业融合总体态势良好，呈现多元化的产业融合发展趋势，但区域发展不均衡，形成东部领先，西部相对滞后的发展格局。二是驱动因素。相关研究多从实践视角出发，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19]、现代农业园区建设[15]和数字经济[20]等驱动因素对产业融合的关键作用。三是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融合不仅可以提升农业韧性[21]、拓宽农村居民就业渠道[22]、促进农村居民增收[23]、推动共同富裕[24]，还能降低农业碳排放[25]、助力农业绿色发展[26]。
以往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融合与农户就业、收入的相关关系上，且更侧重产业融合的宏观研究。受限于宏观数据，产业融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还有丰富的研究空间，且不同产业融合模式及融合度所产生的影响差异和作用机制还缺乏研究。因此，本文基于辐射理论，从农户决策偏好和要素配置的双重视角出发考察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效应，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一是利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数据，采用OLS模型估计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融合模式及融合度的辐射效应，丰富了产业融合的微观证据和相关研究；二是基于决策偏好视角，考察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在产业融合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中的调节作用机制；三是基于要素配置视角，比较分析不同地块规模、不同土地肥力和不同非农就业情况下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四是从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角度出发，探究产业融合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传导路径，为促进产业融合和加快农业绿色生产转型提供理论补充。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村庄产业融合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辐射理论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于1962年提出，强调信息、资源、技术和理念等通过中心向周围传播和流动的影响过程，从而引发外部区域的变革。具体来看，基于辐射理论，产业融合主要通过以下2个方面辐射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一方面，产业融合主体通常拥有更多的技术、资金和信息等资源，而小农户则能够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支持，农户可以通过加入产业融合主体并与其形成生产利益共同体，而这种利益联结机制便是辐射带动的有力传导路径[27-28]，具体表现为产业融合主体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培训、生产经营信息共享和劳动经验积累等形式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中，农户作为嵌入农村社会的一员，其农业生产决策必然受到周围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对网络中的其他成员产生影响[29]。在产业融合主体与农户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前者能够通过信息共享机制提高农户的绿色生产认知，降低绿色生产方式的风险不确定性，增强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意愿。此外，产业融合主体还能够通过规范影响机制作用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比如，推动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农家乐等业态融合发展，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而农户为融入群体，也会采用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方式，进而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1：产业融合能够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二） 决策偏好视角下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调节效应分析
以往的研究中，农户绿色生产决策往往暗含了农户决策偏好同质性的假说。而前景理论从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习惯出发揭示个体决策的非理性因素，认为个体的决策偏好并不具有同质性假设，且任何决策都本质地包含时间和风险两个核心维度[30-31]。因此，通过借鉴相关文献[32-36]，本文从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两个维度解构决策偏好，能够较全面地捕捉农户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心理特质，为后文结合前景理论分析决策偏好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1. 产业融合、风险偏好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风险偏好是指个体面对不确定情境时的态度和行为倾向，表达个体对风险的喜爱或厌恶程度[37]。由于风险偏好存有差异，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效应可能会呈现出“选择性辐射带动”特征，即风险偏好在该过程中发挥着调节作用。具体来看，低风险偏好农户为稳定收益与成本，更倾向于规避绿色生产转型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产业融合对其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效应；而高风险偏好农户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倾向于主动将资本配置于绿色生产，将劳动力投入于生态管理，从而强化产业融合对其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效应。因此，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辐射带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风险偏好的影响。
2. 产业融合、时间偏好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时间偏好是影响个体决策的主要心理因素，指农户对收益的时间选择偏好，即偏好及时收益或未来收益的程度，时间偏好越高表明农户越偏好于在当前的效用[36]。由于时间偏好存有差异，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效应可能会受到时间偏好的调节作用[38]。具体来看，低时间偏好（更具长期导向）农户更加关注绿色生产转型带来的长期效益，更愿意投入时间和资源等要素配置以实现绿色生产转型，从而强化产业融合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而高时间偏好（更具短期导向）农户更关注短期收益，他们对绿色生产转型初期的高投入和收益滞后高度敏感，从而抑制了产业融合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中的作用。因此，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辐射带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时间偏好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2a：风险偏好在产业融合和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即风险偏好越高，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作用越大。
H2b：时间偏好在产业融合和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存在调节作用，即时间偏好越低，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作用越大。
（三） 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中介效应分析
1. 产业融合、社会网络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社会网络是指个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因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39]。一方面，产业融合可以拓宽农户社会网络。基于辐射理论可知，信息、资源、技术和理念等可以通过中心向周围传播和流动，而产业融合主体往往具有资源整合、信息传播和组织协调等优势，通过向周边传播可以为农户提供更多社会互动的机会。主要表现为：一是产业融合主体通过与农户在农业价值链环节（如生产、加工和销售）建立持续、稳定的合作关系，强化农户社会嵌入性，显著提升了其社会联结水平；二是产业融合主体通过举办技术培训或经验分享会等活动，不仅丰富了农户生产知识，还促成农户与其他农户、技术专家的交流互动，有助于拓展农户社会关系的广度和密度。另一方面，社会网络能够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在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背景下，农户作为农村社会网络中最基本的单元，农户在生产生活中持续进行社会互动，而社会互动的本质是信息传递，农户通过信息传递可以获取更多绿色生产知识，提高绿色生产信心，减少不确定风险，增加其绿色生产意愿[40]。此外，网络中存在的示范效应和规范约束也能在无形中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在其他农户普遍采用绿色生产方式的情景下，个体农户即便对该理论缺乏深入了解，也可能出于社会认同而效仿。因此，社会网络在产业融合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可能具有重要的传导作用。
2. 产业融合、环境素养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环境素养是指个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保护环境的责任感以及实施环境保护行为的综合体现[41]。一方面，产业融合可以提高农户环境素养。产业融合通过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深度协同，带动资源、技术、信息等要素在村庄内部流动，为农户创造了更多了解生态农业理念与绿色生产知识的机会。具体表现为：一是产业融合主体通过经营过程中的绿色生产实践，如生态种养循环、有机产品加工和休闲观光农业等，引导农户提升环境认知和生态意识；二是产业融合主体通过配套开展绿色生产培训与环境宣传活动，显著提高农户环境素养水平。另一方面，环境素养可以显著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具备良好环境素养的农户能更充分认识农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而增强对绿色生产必要性的理解，接受绿色认证、生态农业的理念，从而在产前材料投入（源头控制）、产中生产管理（过程管理）和产后废弃物处理（末端治理）各环节做出绿色生产转型决策[42]。因此，环境素养在产业融合与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可能具有重要的传导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说：
H3a：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拓展农户社会网络，进而促进其绿色生产转型。
H3b：产业融合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环境素养，进而促进其绿色生产转型。
三、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来源于南京农业大学2022年在江苏省开展的中国土地经济调查（CLES）微观数据库。该数据库涉及了江苏省6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中抽取2个县（区、县级市），每个县（区、县级市）抽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抽取1个行政村，共24个村1203个农户。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最终有效样本1013个。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借鉴相关研究[3，7，28]，本文从产前材料投入（优良品种、绿色肥料、绿色农药）、产中生产管理（病虫害防治、作物栽培管理和节水灌溉）和产后废弃物处理（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技术、农药包装回收和农膜回收）3个环节选取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指标，并采用变异系数法计算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2. 核心解释变量
产业融合、产业融合度、产业融合模式。一是产业融合，采用“村庄是否至少有一种融合模式（内部融合型、科技渗透型、链条延伸型和功能拓展型）”进行表征，该变量为二元分类变量，若是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5-6]。二是产业融合度，根据村庄内是否存在四类融合模式的得分加总，取值为0~4[4]。三是产业融合模式具体分为四类，产业融合模式存在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用于分析究竟哪种产业融合模式更有助于辐射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3. 机制变量
调节变量：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借鉴相关文献[36]，通过让农户对自身“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进行自我评价来进行测量，取值范围为1~3。数值越大表示农户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而时间偏好数值越大则说明其更加关注未来收益。
中介变量：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借鉴刘启超等[39]的研究，社会网络基于“您对亲戚的信任程度”“您对邻居的信任程度”“您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手机联系人数量”“遇到困难时能够借到5万元的人数”“您参加了几种日常文化活动”6个问题进行综合测度。借鉴郭清卉等的研究[41]，环境素养基于“您同意生活垃圾分类对农村环境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吗”“您认为您的家庭有责任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和放置吗”“您是否了解农村生活垃圾分类”3个问题进行测度。
4. 控制变量
表1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三） 模型设定
文中被解释变量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程度是依据变异系数法求得，故采用OLS模型进行估计：
(1)
（1）式中，Greeni为第i个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程度；Integrationi为第i个农户的村庄产业融合情况；Xi为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控制变量；α0为常数项；α1和α2为待估系数；λi为县域虚拟变量，用来控制不同区域的差异影响；为随机扰动项。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1. 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本文基于（1）式检验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见表2）。回归结果可知，村庄产业融合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假说H1得到有效验证，这表明村庄产业融合可以辐射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究其缘由，由辐射理论可知，产业融合主体可能与农户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绿色生产技术培训和生产技术指导等形式的辐射影响，从而有效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44]。
表2基准回归结果Ⅰ
注：① ***、**和*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②括号内为村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2. 村庄产业融合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表3（1）列汇报了产业融合度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产业融合度的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系数为0.012。当产业融合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程度提高1.2%。这表明深化产业融合对推动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模式有显著的正向作用。随着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其实现形式更趋多元化，不同产业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可能形成协同机制，从而增强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转型的辐射与带动效应[6]。
表3基准回归结果Ⅱ
3. 不同村庄产业融合模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
更进一步地，分析哪种产业融合模式辐射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效果更凸显。根据表3回归结果发现，内部融合型和功能拓展型模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辐射带动效果显示内部融合型（0.032）＞功能拓展型（0.029），而链条延伸型和科技渗透型的作用并不明显。可能的解释是：第一，内部融合型主要表现为林下养鸡和稻田养鱼等生态种养模式，通过调整建立农业内部循环的链条来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量，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该模式为环境友好型农业实践，所以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辐射带动更大[4]。第二，链条延伸型和科技渗透型模式对推动绿色农业的发展有重要的全局性意义，但两者主要集中在加工、销售和服务环节，而非直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对普通农户而言较难直接产生辐射带动作用[6]。
（二） 内生性探讨
产业融合在推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同时，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也可能反向作用于产业融合发展，两者互为因果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分析。借鉴付阳奇等[5]的研究，采用村组织政策执行力为产业融合的工具变量，以“村两委班子在征地拆迁等重大事件上是否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进行表征。工具变量的选取需要满足两个要求：一是相关性条件，目前我国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政策因素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变量，所以村组织政策执行力与产业融合有明显相关关系。二是外生性条件，村组织政策执行力主要体现为基层组织在制度落实和政策传导层面的治理能力，其形成更多取决于村干部治理能力、政府监督机制以及上级政策要求，而非直接干预或指导个体农户的具体生产管理决策。表4显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验证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且第二阶段系数也显著为正。在此基础上，F统计量（弱工具变量检验）大于临界值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在排除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前文研究结果“产业融合能够辐射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核心结论没有改变。
表4内生性探讨结果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前文将产业融合设置在村级层面，主要是因为农户未直接参与产业融合，仍可能受到产业融合的间接影响。为保证结论的稳健性，将农户是否直接参与产业融合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5的（1）列。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研究假说H1得以进一步验证，产业融合能够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
表5稳健性检验结果
2. 替换被解释变量
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以进一步确保研究结论的稳健，替换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是否采用上述9种绿色生产行为进行累计相加，取值为0~9”，并根据变量特征运用Oprobit模型再次拟合回归，估计结果见表5的（2）列。产业融合的回归结果仍显著为正，变异系数法测度和累计相加法测度实证结果基本一致，所以“产业融合能够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3. 更换回归模型
考虑到前文回归数据具有层次嵌套结构特征，即农户（个体层面）嵌套于村庄（集群层面）。为确保研究结论稳健，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进行重新估计。估计结果见表5的（3）列，村庄产业融合的回归系数仍在1%统计水平上正向显著，说明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四） 基于决策偏好视角的调节效应分析
借鉴付阳奇等[5]的研究思路，采用调节变量分组回归的方法，分组检验决策偏好视角下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的（1）和（2）列可知，产业融合对高低风险偏好两组的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均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对高风险偏好组农户的促进作用更大。这说明风险偏好在产业融合和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假说H2a得到有效验证。这可能是因为，高风险偏好组农户更倾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更看重绿色生产的潜在收益[36]，从而放大了产业融合对其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作用。
表6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由表6的（3）和（4）列可知，产业融合对低时间偏好组农户具有正向影响，但对高时间偏好组无显著影响。这说明，时间偏好在产业融合和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假说H2b得到有效验证。可能是因为，低时间偏好组农户更容易被绿色生产所带来的长远收益吸引，从而强化了产业融合带动其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35]。
（五） 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群组异质性分析
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还可能受到农户要素配置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产生不同的效果。有鉴于此，本文将探究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带动效应是否因地块规模、土壤肥力和非农就业等要素配置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
（1）地块规模的组群差异分析。将样本中最大地块面积小于样本中位数的农户划分为小规模组，高于样本中位数的农户划分为大规模组，回归结果如表7的（1）和（2）列所示。结果显示，产业融合对大小规模户两组的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均具有正向影响，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对大规模组农户的促进作用更大。这说明农户地块面积越大，产业融合对其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作用越大。可能的原因是：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在生产组织、质量控制和市场对接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更容易嵌入融合型产业链，开展农业绿色生产，以获得稳定的绿色收益。
（2）土地肥力的组群差异分析。针对样本中最大地块的土壤肥力表现将等级为“差”和“中等”两类样本划归为低肥力组，将等级为“好”的样本划归为高肥力组，回归结果如表7的（3）和（4）列所示。结果显示，产业融合对高肥力组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对低肥力组农户无显著影响。这说明，产业融合更有利于带动高肥力组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可能的原因是：高肥力地块更容易满足标准化、绿色化的生产要求，此分组农户往往具备高风险偏好和低时间偏好，能更顺利地融入以“产加销一体化”“绿色品牌建设”为核心的产业链条，进而有效带动农户绿色生产[27]。
（3）非农就业的组群差异分析。将家庭任一成员接受过非农就业教育培训的样本划分为非农就业组，将家庭任一成员未接受过非农就业教育培训的样本划分为未非农就业组，回归结果如表7的（5）和（6）列所示。结果显示，产业融合对非农就业组农户的绿色生产转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未非农就业组无显著影响。这说明，产业融合对接受过非农就业教育培训的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非农培训往往会增强农户的机会识别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这有助于其跳出传统农业路径依赖，积极借助产业融合提供的平台资源与制度保障，实现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27]。
表7群组异质性回归结果
五、 进一步讨论
（一） 传导路径识别
上述回归解释了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但并没有回答产业融合如何影响绿色生产转型的问题。为此，本文引入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2个中介变量，估计结果见表8。列（1）显示产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社会网络，列（2）显示产业融合和社会网络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列（3）显示产业融合显著正向影响环境素养，列（4）显示产业融合和环境素养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由此，假说H3a和H3b得以验证，即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是产业融合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传导路径。
表8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二） 拓展性分析
产业融合对农户各环节绿色生产转型影响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显示，在产前材料投入环节和产中生产管理环节，产业融合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且作用效果为产前材料投入（0.008）＜产中生产管理（0.018），但对产后废弃物处理环节绿色生产转型并无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是：产前材料投入环节的绿色化需求明确，产业融合通常涉及农业生产资料的优化供应，能够直接引导农户选择更环保的投入品。产中生产管理环节的技术渗透性强，产业融合可以促进节水灌溉、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在农户间的推广和应用，能够直接作用于农户生产行为。而产后废弃物处理更多是环保外部性的体现，农户缺乏经济动力，且绿色生产政策也大多集中在产前和产中环节，对产后废弃物处理的扶持和关注较少，导致产业融合对农户产后环节绿色生产转型辐射带动效果并不明显。
表9农户绿色生产转型拓展性分析的估计结果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中国土地经济调查微观数据，采用OLS模型考察了村庄产业融合对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以上结果分析，研究发现：①产业融合能够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在考虑内生性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分生产环节来看，产业融合对产前材料投入环节和产中生产管理环节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更大，但对产后废弃物处理环节并无显著影响。②产业融合度的提高也有利于促进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但不同融合类型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相较于链条延伸型、科技渗透型，内部融合型和功能拓展型模式带动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作用更加明显。③基于决策偏好视角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户决策偏好在产业融合和农户绿色生产转型之间存在调节作用，表现为农户时间偏好越低、风险偏好越高，产业融合的带动作用越明显。④基于要素配置视角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融合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作用在具备大规模地块、高土地肥力和非农就业要素配置特征的农户中更加明显。⑤基于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社会网络和环境素养是产业融合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转型的重要传导路径。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精准匹配产业融合模式，实施差异化培育扶持策略。一方面，注重优先序与重点。鉴于内部融合型和功能拓展型模式对绿色生产转型的带动作用更为显著，专项资金、项目审批和品牌宣传应向其倾斜，如设立“生态种养结合示范区”“生态农旅融合示范区”专项，重点支持具备条件的村庄发展。另一方面，注重优化与提升。对于带动作用相对较弱的链条延伸型和科技渗透型模式，政策重点在于补短板。如通过建立“绿色技术服务中心”，为产业链延伸中的上下游农户提供定制化的绿色生产技术包，或通过政府补贴，引导科技型企业将绿色技术以“先用后付、效益分成”等低风险方式渗透给农户。
第二，设计激励相容机制，靶向干预农户决策心理。一方面，针对高时间偏好的农户，应着力缩短绿色生产的投资回报周期。如推行“绿色转型快效奖励”，对采纳绿色技术的农户，按季度或年度给予现金或实物奖励，而非仅承诺长期收益；或推广“绿色农产品订单+预付款”模式，由产业融合主体提前支付部分货款，降低农户的即期现金流压力。另一方面，针对风险偏好低的农户，核心是建立多层次风险分担机制。如推广“绿色生产收入保险”，由政府与融合主体共同出资设立保费池，为农户因转型可能带来的产量波动提供托底保障；鼓励融合主体与农户签订“保底价收购合同”，明确绿色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市场风险。
第三，优化要素配置政策，激活关键群体转型潜力。一方面，聚焦“高潜力”农户。政策应优先支持并精准识别具备大规模地块和高土地肥力特征的农户，将其认定为“绿色生产核心示范户”，通过信贷、技术和项目等重点扶持措施，推动其发挥更强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破解“低潜力”农户的约束。对于具备零散地块和较低土地肥力特征的农户，政策不应强求其全面转型绿色生产，而是引导其通过“土地入股”或“托管服务”等方式将土地要素整合进产业融合体系，由新型经营主体统一实施绿色生产，农户分享收益。
第四，赋能绿色转型的路径基础，强化网络与素养的杠杆作用。一方面，激活社会网络。要有意识地培育和构建以“绿色示范户”为中心的社会学习网络。如设立“乡土专家”津贴，鼓励核心农户向邻里传授经验；组织“绿色生产观摩会”，让成功案例在熟人网络中可视、可学。另一方面，提升环境素养。宣传教育应避免空洞说教，要与产业融合的经济效益紧密结合。如由融合主体组织农户算“生态账”和“经济账”，用真实数据展示绿色生产如何通过溢价销售（功能拓展型）或降低外部采购成本（内部融合型）来增加收入，将环境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利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