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与乡村治理有效
doi: 10.7671/j.issn.1672-0202.2026.04.010
董瑞昶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5CSH060);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25QN010)
Digital Platform Embedding, Publicness Reconfiguration, and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DONG Rui-cha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0, China
摘要
公共性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社会基础。随着各类数字平台加速下沉,平台如何嵌入村庄日常运转并重构公共性,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成为数字乡村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以山西省Z村“为村”平台实践为案例,提出“数字公共性”概念,构建“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嵌入乡村治理并非单纯的技术导入,而是在政府试点推动与资源保障、企业培训赋能与产品适配、村集体组织动员与场景搭建以及村民日常使用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合作生产过程。平台在持续运行中推动公共空间的平台化、公共互动的常态化、公共精神的媒介化与公共规则的程序化,促使乡村公共性由“地域公共性”向“数字公共性”转化,并在村务运行透明高效、民主参与广泛持续、矛盾治理前端有效以及公共服务供给共建共享等方面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Abstract
Publicnes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social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As various digital platforms increasingly penetrate rural areas, how these platforms become embedded in the daily operations of villages, reconfigure publicness, and thereby enhance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digital village development. Taking the practice of the ″We country″ platform in Village Z, Shanxi Province as a cas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digital publicness″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platform embedding-publicness reconfiguration-effective governa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embedding of digital platforms into rural governance is not a simpl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troduction, but a process of co-production shaped by government pilot promotion and resource guarantee, enterprise training and product adaptation, village collective mobilization and scenario building, and villagers′ daily use. In the course of sustained operation, the platform promotes the platformization of public space, the routinization of public interaction, the mediatization of public spirit, and the proceduralization of public rules, thereby transforming rural publicness from ″place-based publicness″ into ″digital publicness″. This transformation further improves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by making village affairs more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broadening and sustaining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strengthening the early-stage handling of conflicts, and fostering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in public service provision.
一、 数字平台下沉中的公共性重构期待
公共性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社会基础,其强弱直接影响集体权威形成、公共事务运作以及乡村共同体凝聚。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社会出现“过疏化”“原子化”“空心化”等特征,公共性基础不断弱化,乡村治理也更易陷入参与不足、秩序松动以及治理成本上升的困境[1]。在此背景下,《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政策密集出台,将数字乡村建设上升为“三农”工作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数字平台也因此被寄予重构乡村公共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期待。
顺应这一政策导向,各地纷纷引入数字平台推进乡村治理。当前实践中的平台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村务微信群、QQ群为代表的即时通信工具,技术门槛低、覆盖面广,是实践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平台,但由于功能单一、信息高度碎片化,多数仍停留在“通知群”的层面[2];二是由上级部门统一部署的政务管理平台,侧重指令传达、数据上报和过程留痕,更多服务于行政管理和考核需求,村民感知较弱[3];三是面向村庄场景开发的综合性数字治理平台,通过模块化功能整合村务公开、议事协商、服务供给与活动组织等多个环节,试图成为嵌入乡村社会并支撑日常治理的“村级数字中枢”。与前两类平台相比,这类平台更有可能统筹多种治理资源并重构乡村公共性[4]。本文所考察的腾讯“为村耕耘者”团队开发的“村级事务管理”平台(下文简称“为村”平台),即属于这一类型。
围绕乡村数字治理实践,现有研究一方面多从工具理性视角切入,强调平台在信息公开、流程优化、服务供给等方面的赋能效应[5];另一方面,也有研究从风险视角出发,揭示平台悬浮、数字鸿沟以及形式主义等问题[6]。相较之下,数字平台如何嵌入乡村治理,这一过程如何引发乡村公共性的结构性变化,以及经由公共性重构,乡村治理效能又如何得以提升,仍缺乏系统解释。基于此,本文以山西Z村“为村”平台实践为案例,结合公共性理论,分析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与乡村治理有效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 数字公共性:概念内涵与分析框架
(一) 乡村公共性的内涵与演化
公共性作为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等学科的核心概念,具有丰富的理论意涵与开放的解释空间[7]。综合既有研究,公共性与个体化相对应[8],是公众在共同生活与共同生产的相互依赖中,依托一定的机制参与公共事务,通过持续协商与协作生成“公意”,并将分散行动转化为共同体集体行动的过程[9]。因此,公共性并非单纯的规范理想或结果性状态,而是一种嵌入治理过程、支撑公共事务进入共同关注并推动协同行动展开的过程性能力,其运行依赖成员之间的基本尊重、信任与合作伦理[10]。
在中国传统村落情境下,公共性往往以“私域-公域”的日常分界为前提:家庭生活构成私域,公共事务则要求村民适度超越家庭理性,形成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与行动动机[11]。乡村公共性也并非静态结构,而是在村民互动与治理实践中持续生成、调整与再生产[12]。随着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传统依托地缘网络、生产互助与熟人规范维系的公共性基础逐渐弱化。围绕如何重构乡村公共性,既有研究主要形成三条路径:文化治理路径强调通过“村BA”“村超”“村晚”等公共文化活动重塑乡村公共空间与共同情感,使村民在共同经历中再生产集体认同与公共精神[13];产业发展路径聚焦集体经济与市场共同体的形成逻辑,通过资源统合、股份合作与利益联结等方式把分散个体重新组织为利益共同体[14-15];数字媒介路径则强调微信群、QQ群与自媒体等低门槛媒介对跨时空“共同在场”和公共事务动员的支撑作用[16-17]。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为理解乡村公共性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在数字平台下沉的背景下仍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其一,乡村公共性内涵研究多停留在抽象阐释层面,对数字情境下公共性生成条件的系统回应不足。其二,乡村公共性重构研究往往围绕文化活动、产业组织或社交媒介等单一路径展开,较少解释多元公共事务如何在同一平台上持续整合,并转化为可延续的治理过程。其三,公共性与治理有效之间的作用机制缺乏清晰呈现,公共性常被视为背景性描述或结果性判断,其作为“治理过程性资源”的中介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揭示[18]。基于此,本文将公共性操作化为可分析的维度结构,并在数字平台嵌入情境下提出“数字公共性”概念,以解释公共性重构如何支撑乡村治理有效。
(二) 数字公共性的提出
在乡村治理场域中,公共性通常体现为相互关联的四个维度:公共空间、公共互动、公共精神与公共规则。它们共同支撑公共事务的表达、协商、约束和落实,因此与乡村治理过程紧密相连。传统乡村公共性主要依托地缘空间、熟人网络与线下互动维系。公共互动多在村委大院、文化广场、庙会集市等公共空间中展开,公共精神更多沉淀于共同生活、口碑评价与情感联结之中,公共规则则主要通过村规民约、风俗习惯和熟人社会的道德约束发挥作用[19]。由于这种公共性的生成和运行高度依附地域边界与在场交往,本文将其概括为“地域公共性”。
随着数字平台嵌入乡村治理,支撑公共性生成的条件开始发生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共性”概念。本文所称数字公共性,特指在乡村治理场域中,数字技术带来的公开、留痕、流程与反馈等工具理性,与乡村公共性所依托的共同体协作、价值认同和责任伦理相互耦合,并进一步重组公共事务的可见性、公共互动的接续性、共同体认同的维系方式以及公共规则的运行方式,从而形成的一种具有脱域性与可见性的公共性形态(见表1)。从内涵上看,数字公共性延续了乡村公共性以共同体协作为基础的基本指向,同时吸纳了数字时代关于公开透明、过程可核验和跨域参与的运行要求[20]。
具体而言,数字公共性的形成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公共空间的平台化,即开展公共事务和互动的载体由线下场所扩展到可聚合、可回看、可跨时空到达的平台界面;其二,公共互动的常态化,即围绕公共事务的表达、协商与反馈更易形成低门槛、可接续的过程;其三,公共精神的媒介化,即共同体认同在数字记忆、在线评价与持续展示中被不断唤起和再生产;其四,公共规则的程序化,即规则运行在公开展示、过程留痕与反馈机制支持下更具可观察性、可解释性与可追溯性。由此,数字公共性构成了平台嵌入与治理有效之间的关键中介。平台嵌入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治理效能提升,只有当平台能够重组共同体协作的条件,使公共事务更易进入共同关注、持续讨论、规范处理并转化为协同行动时,数字平台才可能进一步转化为乡村治理的有效资源。
表 1 地域公共性与数字公共性的比较
(三) “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分析框架
为系统解释数字平台如何重构乡村公共性并进一步提升治理效能,本文引入奥利科夫斯基基于吉登斯结构化思想提出的技术结构化理论。该理论强调,技术既是在制度环境与行动者选择中被建构出来的,又在持续使用的过程中构成后续行动的结构性条件[21]。据此,本文构建“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见图1):“平台嵌入”体现政府、企业与乡村社会围绕平台展开的合作生产过程;“公共性重构”体现平台在持续运行中对公共空间、公共互动、公共精神与公共规则的重组,进而推动乡村公共性由“地域公共性”向“数字公共性”转变;“治理有效”则体现数字公共性作为平台嵌入转化为治理有效的关键中介,如何作用于村务运行、民主参与、矛盾治理与公共服务等治理场景①。沿此逻辑链条,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数字平台如何进入乡村治理体系,平台嵌入如何重构乡村公共性,数字公共性又如何进一步作用于具体治理场景并提升治理效能。
图 1 “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分析框架
三、 案例选取与资料收集
(一) 案例选取
理论化是案例研究的核心目标。其过程通常包含理论生成与理论验证两个环节:前者基于既有知识提出概念、框架与机制假设,后者则在具体情境中对相关命题进行检验、限定与修正[22]。基于这一研究路径,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构建“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并采用解释型单案例研究,通过案例内的过程材料识别平台嵌入的关键环节、公共性结构变化的内在机制及其治理效应,从而对理论命题的适用条件与运作细节作出经验化展开与情境化修正。
本文选取的案例为山西省X县Z村。Z村地处吕梁山南端丘陵地带,是镇政府所在地,下辖7个自然村、9个村民小组,共738户2183人,其中劳动力人口1338人。村级组织长期运行相对规范,曾先后获得“省级文明和谐村”“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五好党支部”等荣誉称号。
本文选取Z村作为典型案例,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情境典型性。Z村属于典型的资源型乡村。与中西部地区以农业生产为主、人口外流较为普遍的村庄相比,Z村工业基础相对较强,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部分村民在周边煤矿就业并保持在村生活。这一结构特征使村庄公共事务更为密集,治理议题更为多元,为考察数字平台嵌入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经验材料。
二是过程对照性。Z村平台应用经历了从试用、停滞到强化的过程变化,为识别“平台介入带来的边际变化”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时间线索。2021年以前,数字技术尚未系统进入村级治理体系,尽管治理基础较好,但Z村仍存在村务公开不透明、事项推进责任链条较长、外出人口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不足以及村规民约执行象征化与口头化等问题。对此,2021年10月新一届村“两委”上任后,将数字治理确立为重点工作;2022年,Z村被确定为县级数字乡村建设示范村,并于当年7月正式接入“为村”平台,但推广一度陷入停滞;2023年,村干部参加由山西省农业农村厅与腾讯公司联合开展的“耕耘者振兴计划”培训(下文简称“耕耘者”培训),系统学习数字乡村治理与平台运用,平台随之进入加速嵌入与场景扩展阶段。由此,Z村为考察数字平台嵌入前后的治理过程和公共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较好的过程性对照。
三是机制可观察性。Z村的平台使用并未停留在一般性的信息发布层面,而是嵌入村务公开、积分管理、村民说事以及活动组织等高频治理事务之中,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平台治理链条。这使本文能够在同一案例内部观察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与治理效能提升之间的衔接过程,从而更清晰地识别数字公共性的生成机制及其作用边界。
(二) 资料收集
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实地访谈与参与式观察两种定性研究方法。一是实地访谈。笔者于2024年9月前往Z村开展驻村调查,并于2025年6月、2026年1月进行了回访。访谈对象涵盖乡镇干部、村“两委”干部、村民小组组长、网格员、大学生村官以及普通村民,共完成访谈近30人次,获取了丰富的一手案例资料。同时,收集了Z村相关政策文件、会议记录、宣传材料等档案性资料。
二是参与式观察。2023—2024年期间,笔者担任“耕耘者”培训班主任,先后组织10期培训班,覆盖山西省7个地级市的865名村镇干部。在培训过程中,笔者负责讲授数字乡村治理课程,推广“为村”平台,并与多名平台工作人员以及基层干部保持持续交流,从中观察数字平台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运行情况。此外,笔者还通过线上观察的方式,持续关注“为村”平台上的Z村数字治理实践,系统记录了数字平台在信息公开、村务管理与公共参与中的应用情况。
四、 平台嵌入:多主体合作生产的实践过程
平台嵌入是一个多元主体持续参与、协同塑造的合作生产过程:政府提供制度与资源保障,企业进行技术赋能与产品在地化,村集体承担组织动员与场景搭建,村民则通过日常使用与数字互助将平台真正嵌入村庄治理与公共生活。正是在多主体的合作生产下,“为村”平台才得以由外来技术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公共基础设施。
(一) 政府引导:试点推动与资源保障
在平台嵌入初期,县乡政府的试点推动与资源投入发挥了关键作用。X县将数字乡村建设统筹纳入乡村全面振兴整体布局,采取“少量试点、重点攻坚”的推进策略,以示范村建设带动乡村整体数字化发展。2022年,X县政府将Z村确立为数字乡村建设县级示范村,要求其在村务公开、线上议事、数字积分治理以及矛盾化解等方面积极探索可复制的经验。
为避免数字平台与既有治理制度“两张皮”,县级政府要求平台上的积分规则、办事流程与信息发布,必须与原有的村规民约、议事规则相衔接,新增数字化管理措施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使平台运行嵌入原有治理秩序,而非另行建立一套“网络上的制度”。同时,县乡政府通过季度督导、年终验收、示范创建和年度表彰等机制,将数字治理纳入村“两委”班子考核评价,以外部制度压力强化平台使用的持续性。
在资源保障方面,X县政府积极推进光纤入户、5G覆盖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并为Z村配备摄像头、LED电子屏、智能广播等数字终端,推动“为村”平台与村庄公共空间和宣传渠道形成联动,为平台落地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条件。
(二) 企业适配:培训赋能与产品适配
在技术供给层面,数字平台能否真正嵌入乡村,关键取决于技术逻辑能否适配乡村社会结构、治理需求与使用能力[23]。作为“为村”平台的开发与运营主体,腾讯“为村耕耘者”团队主要通过培训赋能和产品适配两种方式推动平台嵌入。
在能力赋能方面,Z村的经验极具代表性。2022年,Z村曾自发引入“为村”平台,但由于干部理念更新与操作能力不足,平台应用一度停滞。2023年,村支书与大学生村官参加“耕耘者”培训,系统学习平台操作、数字积分治理、移风易俗以及矛盾调解等内容。培训不仅提升了村干部的平台操作能力,还推动其形成对数字治理价值的明确感知,使平台由“可选工具”转变为提升治理效能的工作抓手。有学员在访谈中坦言,“以前对使用数字平台有畏难情绪,培训之后才发现平台操作没有那么难,并且一些功能很实用。”(访谈资料20230829WYL)
在产品适配方面,平台团队根据乡村用户反馈持续优化平台功能,推动“技术下乡”向“技术在地化”转变。例如,调研发现,原先在“为村”平台需要一次性填写多项信息的“表单式”实名注册环节对乡村用户而言门槛较高,使得不少中老年村干部望而却步,往往需要依赖少数人集中代填完成注册。这样既增加了工作负担,也削弱了用户黏性。针对这一共性问题,平台于2024年引入AI助手“小耕”,将一次性信息填写拆分为连续性轻量交互。随后,“小耕”进一步拓展到文案生成、通知推送和日常答疑等环节,帮助村干部完成日常治理工作。此外,平台团队还通过用户服务群、线上答疑和功能更新等机制,为村庄提供持续运维支持。Z村村委谈道:“平台背后的技术团队很强大,我在他们建立的用户服务群里提问题总是很快就能得到回应,这也是我们选择这个平台的重要原因。”(访谈资料20260127XLL)
(三) 村集体转化:组织动员与场景搭建
村集体是连接外部政策、平台技术与村庄内部的关键枢纽。在平台嵌入的过程中,村集体发挥了组织动员与搭建应用场景的重要作用。在组织动员方面,Z村成立“数字治理工作小组”,形成“书记统筹、专人推进、党员带动”的工作格局。具体而言,选聘大学生村官和年轻村干部担任“数字专员”,负责平台日常运营、内容发布与技术辅导;依托党员、网格员联户机制,组织骨干力量入户辅导平台注册、账号绑定及基础功能使用,重点关注老年人、留守妇女等“数字弱势群体”,并结合村广播、LED电子屏、宣传栏和村务微信群等既有渠道持续推送平台信息与操作提示。
在场景搭建方面,村集体将平台嵌入既有治理实践与公共生活。一方面,将“三务公开”、民意表达、积分制管理和台账记录等日常村务纳入平台运行流程,使平台成为议事、公开与记录的重要界面;另一方面,在组织“社火”“村晚”“志愿服务日”等公共文化活动过程中,Z村通过平台提前预告、活动中直播以及事后宣传,形成“线上议题生成—线下集体实践—再线上传播”的循环,促进平台与公共生活的融合。
(四) 村民认同:认知转变与数字互助
“数字悬浮”是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若缺乏村民认同与日常使用,数字治理就只能停留在通知发布和台账记录上[24]。在政府引导、企业赋能与村集体转化的基础上,Z村村民通过认知转变与数字互助,逐步跨越“不愿用”和“不会用”两道门槛,为平台持续运行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认知层面,村民由“观望犹豫”逐步转向“积极使用”。一是制度可见性强化信任。积分管理、村务公开、线上议事等功能的常态化运行,使治理流程实现了从模糊到透明的转变,村民“看得见流程、查得到结果”,从而逐步消除了对数字平台“不可靠”的疑虑。二是服务便利性激发使用动机。平台集成信息通知、积分申报以及事务办理等高频功能,并提供及时响应与反馈,使数字平台从抽象的技术形象转化为贴近生活的“日常工具”。
在使用能力层面,数字互助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青年与返乡大学生等具有较高数字素养的群体率先完成平台注册和功能体验,并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开展一对一指导,形成了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技术扩散链条[25]。其次,数字互助逐步嵌入日常人际交往之中,村民在完成自身事务的同时,也会帮助他人进行账号绑定、信息补录和积分申报,使“帮人用平台”成为新的邻里互助形式。正是通过这种由熟人网络支撑的日常化扩散,平台使用才逐步从少数人的尝试转变为更多村民的常规实践。
五、 公共性重构:从地域公共性到数字公共性
平台嵌入只是起点。随着平台在村庄治理与日常生活中被持续使用并沉淀为稳定惯例,它开始重构传统以地域性为基础的乡村公共性。
(一) 公共空间的平台化
在空间维度上,“为村”平台通过重塑村务信息与日常叙事,改变了乡村公共空间的边界与结构。传统公共空间主要依托村委大院、文化广场与庙会集市等线下场所,公共生活高度依赖村民在场,使得外出人口与行动不便群体难以稳定进入。平台嵌入后,Z村公共空间呈现出明显的平台化特征。一方面,“三务公开”“村民说事”“积分管理”“大事记”等模块,将原本分散于公示栏、会议室和干部口头传达中的治理信息与公共事项集中呈现,形成可随时进入的“村务治理空间”;另一方面,“村友圈”“话题互动”等模块,将原本零散于家庭内部和熟人圈层的生活叙事与乡村图景聚合起来,构成跨家庭、跨时空的“日常生活空间”。二者在同一平台上并行展开、相互嵌套,共同构成Z村的数字公共空间。
与传统物理空间相比,平台化公共空间体现出以下新特征:一是跨时空可达性。公共空间的进入不再以线下到场为前提,而以界面访问为条件,常住与外出人口都可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入同一公共空间,实现“线上在场”。二是治理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融合性。村务信息与日常内容在同一界面并行呈现,村民在浏览亲友动态、乡村风貌时,也会接触到村务信息、积分公示与公共活动通知,公共生活由此更自然地嵌入日常“刷屏”行为之中。
(二) 公共互动的常态化
平台化的公共空间为公共互动的持续发生提供了稳定场域。传统乡村公共互动大体包含两类:一类围绕公共事务展开,主要依托村民大会、入户通知和干部动员,互动呈现集中式、阶段性特征。其局限在于参与成本较高,外出人口与沉默群体容易缺席,且讨论往往在会议时段内一次性完成,缺乏持续跟进与反馈机制。另一类是村民日常生活互动,主要依托熟人往来、串门闲谈、红白喜事与礼俗交往等维系。其局限在于互动半径受地缘与圈层限制,信息与情绪容易在小范围循环,难以稳定转化为围绕公共事务的协作行动。
平台嵌入后,Z村逐步形成更具日常性与连续性的常态化公共互动模式。首先,平台使互动过程更具可见性。通过“村民说事”“话题互动”“点赞评论”“线上投票”等功能,村民对公共事务的表达不再停留于私下议论,而是进入可被看见和聚合的公共空间,零散意见更容易围绕同一议题汇集为公共讨论。其次,平台降低了持续互动的成本。村民可以在碎片时间进行轻量表达与反馈,外出人口也能以“线上在场”的方式持续参与,使公共讨论不再完全受制于线下聚集的时间和空间门槛。再次,平台内容反过来为线下交往提供了新的议题资源。村民在日常聊天中频繁以平台为话题,例如相互打听积分情况、共同回顾平台上发布的活动照片、询问某一事项是否已在“村民说事”中反映等。
(三) 公共精神的媒介化
在精神维度上,数字平台改变了公共精神的生成、沉淀与传播方式。传统乡村公共精神根植于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的地缘、血缘与人情网络,通过节庆仪式、红白喜事、集体劳动等活动不断再生产,但这种精神主要依赖当事人的主观回忆与口耳相传,呈现出经验性强、易逝性与扩散半径有限等特征[26]。
“为村”平台嵌入后,Z村公共精神经历了明显的“媒介化”过程[27],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集体记忆的数字化沉淀。社火演出、节庆活动、道路修建、志愿服务等公共事件,被系统记录于“大事记”等板块,形成可见、可溯、可再现的数字档案。村支书坦言:“过去村里发生的大事小情无从记录,导致珍贵的记忆流失。现在通过平台,我们这届班子的努力被记录下来,不仅可以留给后人,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访谈资料20240929WJ)由此,公共记忆不再主要依赖个体记忆与单次仪式,而转化为可共同查阅、共同回顾的“村庄叙事资源”,为公共精神提供更稳定的象征载体。第二,“线上在场”拓展了情感联结的覆盖面。常住村民与外出务工者、学生群体都可通过点赞、评论、投票等方式持续关注村庄事务与公共活动,在互动中维持对村庄的情感连接,情感共同体由此获得跨域延展的可能。第三,声誉导向的集体认同被唤起。平台对典型人物、志愿服务与集体活动成果的展示,使村庄形成一个可被外界看见的数字形象。在外部关注与内部评价的共同作用下,村民的集体荣誉感与身份认同被反复唤起,公共精神由此获得更稳定的媒介载体。
(四) 公共规则的程序化
在规则维度上,数字平台推动公共规范从模糊的道德倡导转向更具可操作性的程序秩序。传统村规民约多以纸质文本张贴于墙上,具体执行较大程度依赖村干部自由裁量和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容易出现标准不一、过程不明与监督不足等问题,规则运行也常陷入“倡导多、落实弱”的象征性困境。
“为村”平台运行后,Z村将既有规范嵌入数字治理体系,形成两条相对清晰的制度化路径:一方面,将村规民约中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内容条目化、细化,转写为涵盖遵纪守法、环境卫生、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等二十类共80条积分细则,并通过“为村”平台的“积分管理”模块实现线上申报、审核、计分以及兑换;另一方面,将“村民说事”的受理、派单、办理与反馈过程固定在同一条记录之中,形成“决策留痕—过程可查—结果可见”的办理链条,使规则执行从“口头协调”转向“流程化推进”。
与传统规则相比,经由平台重构的公共规则呈现出三方面的特征。第一,标准具象化、规则可操作化。原本笼统的道德倡导被拆解为可计量、可对照的积分条目,村规民约由软约束转向直接影响积分、荣誉和福利机会的行为规范。第二,过程可追踪、结果可视化。依托平台上的积分台账、事项状态和历史记录,村民不仅知道“有什么规则”,还能看到“规则如何执行”“谁在遵守、谁在违背”,公共规则由此摆脱熟人交往中的灰色地带,逐步转化为可被共同监督的程序秩序[28]。村支书谈道:“以前我们用纸质台账记积分,效率低不说,还有就是不透明,很多时候加不加分都是记分的村干部一个人说了算,现在通过平台,有依据并且全过程所有人都能看到,每一分都很公正。”(访谈资料20260128WJ)第三,柔性与程序的耦合化运行。平台并未消解熟人社会中的口碑评价与道德约束,而是将“面子”“认可”等柔性约束与数字记录、流程链条重新编排在一起,使遵守规则既关联情感评价,也关联可见的荣誉与福利分配,推动公共规则由外在约束逐步内化为日常行为边界。正如一位村民所言:“平台公示积分的时候,看到自己家排到前面,感觉很有面子,像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访谈资料20250628LJB)
总体而言,数字公共性的生成并非公共空间、公共互动、公共精神与公共规则四个维度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空间开启—互动接续—精神凝聚—规则固化”的连续过程。平台化公共空间使公共事务得以进入共同关注,常态化公共互动推动意见表达、协商与反馈持续展开,媒介化公共精神在互动中强化共同体认同与情感联结,程序化公共规则则进一步将互动与认同沉淀为可追踪、可监督的协作秩序。四者相互支撑,共同推动乡村公共性由依托线下在场与地缘联系的地域公共性,转向依托平台连接与持续协作的数字公共性。
六、 治理有效:数字公共性支撑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一) 提升村务运行的透明化与高效化
平台化公共空间将村务信息集中呈现,程序化公共规则强化“流程可追”的责任链条,二者耦合推动Z村村务运行由不透明走向透明可查、由低效走向流程顺畅[29]。
第一,村务公开由“到场依赖、结果告知”转为“界面可达、过程留痕”。救助名单、公益性岗位安排、集体经济收益分配以及小微工程进度等关涉村民切身利益的信息,被统一汇聚于“三务公开”等栏目,并以时间序列形成可随时查看的“数字公示墙”,常住人口与外出人口均可在同一界面获取同等信息。村支书谈道:“我们之前有个村民小组长把财务公开表张贴到公示栏以后,他拍个照发给我们证明公开了,然后自己就偷偷撕了······现在我们都让他们上传平台,这个就没法作假了。”(访谈资料WJ20260128)由此,村务公开从纸面展示转为固定界面,形式化操作空间被压缩。此外,信息公开不再停留于事后通报,资金拨付、招投标、施工进度等关键环节能够在平台上分段更新,使村民更早获得信息并据此形成判断,村干部在解释与协调上的重复投入随之下降。
第二,事项办理由“层层转达”转为“直达督办”。调研显示,过去村民办理事项或者反映问题往往只能先向村民小组长反映,层层转达导致响应慢、进度难掌握;平台运行后,村民通过“村民说事”“书记会客厅”等功能可直接向村支书反映,由其督办并在平台上反馈,从而显著压缩了传递链条并提升了办理效率。
(二) 推动民主参与的范围扩大与过程延伸
平台化公共空间降低进入门槛并扩展参与边界,常态化公共互动形成可持续的讨论与反馈链条,二者耦合使民主参与由线下到场转向跨时空的持续参与。
第一,参与主体由“少数在场者”扩展为“跨域在场者”,参与范围明显扩大。平台提供“说事、留言、投票、点赞”等多种低门槛参与渠道,村民无需专门赴会或在现场发言,即可表达诉求和态度。一些以往在大会上保持沉默的群体,也能以简短文字、点赞或投票等轻量表达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同时,大量外出人员也可通过平台持续关注和讨论公共事务,从乡村治理的“缺席者”转变为数字共同体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第二,议题设置由“干部预设”转为“村民共议”。以往村民大会上的议题多由村干部预先设定,村民主要在既定议题框架内表态。平台运行后,村干部会将“村民说事”中的集中反映以及村友圈中反复出现的关切点,梳理为后续讨论与决策的重点内容。原本停留在私下流传的意见在平台上变得可见,更容易进入公共议程。
第三,决策模式由“一次性集中表决”转为“多轮次的持续互动”。在重大事项决策前,村集体往往先通过平台发布备选方案、说明理由、征集意见,并以投票排序、评论反馈等方式反复比较和修正方案。以集体经济收益使用为例,不同项目在平台上经历了“方案公示—留言讨论—投票排序”等多轮互动,线下会议在此基础上更多承担最终确认的功能。民主参与因此体现为对议题的持续跟进与反复权衡,而不是只在某次会议上完成一次性表态。
(三) 强化矛盾治理的预防性和解释性
平台化公共空间提高问题暴露的即时性,程序化公共规则提供清晰的处置路径,媒介化公共精神则通过可见的声誉逻辑约束行为边界,三者耦合使矛盾治理更早介入、过程更可解释。
第一,问题更早暴露、更快纳入治理视野。过去不少“小问题”“小矛盾”由于难以启齿、反馈不及时而被搁置,长期累积最终演化为“大问题”“激化问题”。“村民说事”功能运行后,村民可以随时围绕道路损坏、渠沟堵塞、噪声扰民以及邻里纠纷等常见事项发起“说事”,村干部能够及时查看、分类派发,使大量矛盾在早期即被“前端吸纳”,压缩了其发酵与升级的空间。
第二,处理过程更具解释性。“为村”平台将诉求受理、责任分配、办理进度与结果反馈串联呈现于同一条记录之下。即便部分诉求受政策和资源约束无法完全满足,村干部也可以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处理过程和客观限制,降低治理过程中的情绪对立和信任消耗。村支书指出:“以前干群之间有矛盾,很多是因为老百姓认为我们这些村干部每天啥也不干,就是在办公室喝喝茶,现在通过平台展示我们的工作,他们发现我们也做了很多努力,自然就对我们更理解了。”(访谈资料20260128WJ)同时,平台并未替代熟人社会的线下调解,许多纠纷仍在熟人共同体语境中通过劝导、协商与关系修复等方式完成“体面化解”。由此形成以程序公开增强认可性,以熟人调解保持弹性空间,并在声誉约束下促使各方自我克制。
(四) 促进公共服务的共建共享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是检验乡村治理效能的重要维度。平台化公共空间为需求表达提供入口,常态化公共互动推动方案共议,媒介化公共精神激发村民参与的动力,程序化公共规则进一步将参与过程转化为可记录、可评价的公共贡献,四维协同推动公共服务从“行政供给”走向“共建共享”。
第一,需求识别更充分,供给更精准。借助平台数据汇集与线上征询,村集体能够更及时、更系统地把握不同群体在养老照护、托幼服务、环境整治、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差异化诉求,并据此形成更明确的服务项目清单、对象范围与优先顺序。公共服务供给由此从粗放的“一刀切”转向以村民关切为导向的“按需施策”,提高了服务匹配度与获得感。例如,在2024年围绕集体经济收益使用方向的讨论中,“提高老年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补贴”等方案因获得大量外出群体支持而进入优先实施序列。
第二,村民由“受益者”转为“参与者”,公共贡献累积可视化。平台一方面为志愿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提供任务发布、人员招募和结果公示的统一载体,使村民以志愿者、协办者的身份直接嵌入服务供给过程;另一方面,通过积分记录、榜样展示等机制,将个体参与转化为可视化的“公共贡献”,形成“多做多见、多劳多得”的激励结构,推动村民在持续参与中形成更稳定的公共角色认同。
七、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山西Z村“为村”平台实践为案例,结合公共性理论,分析数字平台何以赋能乡村治理有效。研究表明,“平台嵌入”是政府、企业、村集体与村民围绕同一平台展开的合作生产过程。随着平台持续运行并嵌入村庄日常治理,乡村公共性结构呈现出由“地域公共性”向“数字公共性”的渐进转换,并进一步作用于村务运行、民主参与、矛盾治理与公共服务等治理场景,推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出“数字公共性”概念,以概括数字平台嵌入乡村治理后形成的公共性新形态,并从公共空间、公共互动、公共精神与公共规则四个维度加以界定。第二,构建“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的分析框架,将公共性从规范性理想或结果性描述推进为治理过程中的关键中介机制,从而揭示平台如何通过重构共同体协作条件提升治理效能。第三,从合作生产视角解释数字平台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过程,表明平台嵌入并非单纯的技术部署,而是政策推动、技术适配、组织转化与社会认同持续调适的结果。
与此同时,也需对数字公共性的潜在风险保持审慎。首先,随着新鲜感消退,平台参与可能由“广泛围观”转向“少数活跃”,互动率下降、意见表达收缩与议题碎片化等问题更易出现,公共互动由“接续讨论”退化为“信息浏览”。其次,若考核机制过度依赖“上线率”“互动量”等量化指标,基层容易追求“界面热闹”而忽视实质协商与问题解决,甚至出现“先线下处理、后线上补录”的倒置现象,形成新的“数字形式主义”。再次,平台运维若长期依赖少数“关键人物”,则容易出现“代办”“替言”,使参与在形式上扩张、在实质上收缩,意见表达被代表、反馈过程被筛选,进而削弱公共讨论的真实性与代表性。最后,数字能力、终端设备与时间精力差异还可能造成“入口-表达-收益”的分段式排斥,使部分老年人、弱势群体在平台参与中形成结构性缺席,并进一步影响公共讨论的代表性与公共收益的公平性。
最后,还需讨论Z村经验的适用边界与可复制性条件。Z村能够从“技术下乡”走向“公共性重构”,与其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相对稳定的运维保障密切相关。与之相比,周边同为示范村、发展条件相近的X村虽已完成平台上线,但因干部认知不足、使用场景单一、动员与回应机制偏弱,平台更多停留在“通知发布-信息展示”层面,村民使用率不高、互动难以接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数字悬浮”与“象征性参与”。这说明,数字公共性能否生成并保持稳定,并不取决于平台是否“建起来”,而取决于平台能否在村庄内部实现组织化使用,并嵌入日常治理流程、沉淀为可重复的共同体协作惯例。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引入更系统的对照视角,在多类型村庄与多平台形态的比较中识别机制成立的条件组合,并在更长时间尺度上跟踪数字公共性的演化及其与乡村治理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①各治理场景往往同时受到公共空间、公共互动、公共精神与公共规则等的交叉影响。但为提升解释链条的清晰性,本文仅提炼其中对该场景更具主导性作用的路径加以讨论,其余维度的辅助影响不再展开。
图 1 “平台嵌入-公共性重构-治理有效”分析框架
表 1 地域公共性与数字公共性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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